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Introduction

2019-03-08

原文来自「豆瓣」该书条目的评论 翻译

#引言 这段录音始于一位年轻女子，用银铃般的女高音，清唱一曲中文歌。乐曲出自《悲惨世界》的“你是否听见人们在歌唱”，不过她的歌词是关于妇女权利的：

你是否和我一样

坚信这世界应平等

这是首传唱自由和尊严的

女人之歌

2015年4月中旬，25岁的女权主义运动者李麦子，在中国流行的SNS软件微信上的女权主义群里发了这首“你是否听见女人在歌唱”。她刚刚从一个多月的拘留中被释放，与她一起被释放的还有另外四名女权主义者：武嵘嵘，郑楚然, 韦婷婷和王曼。她的歌——已经成为中国女权主义的颂歌——向中国政府宣布道：尽管在监禁期间受到不断地威胁和审讯，但她并没有倒下。

中国当局逮捕的这五位女权主义运动者，她们为了纪念3月8日国际妇女日，在地铁和公交上散发反对性骚扰的贴纸。在她们被捕的时候，这五位女性几乎不为人所知。不是被逮捕，她们的运动也不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然而，在打击这些几乎默默无名的女性时，中国政府却点燃了一个反对父权专政国家的有力的新象征：“女权五姐妹”。

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通过在北京和其他两座城市逮捕这五位年轻女性，来扼杀刚刚出现的女权主义运动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女权五姐妹被捕的新闻通过网络传遍世界。来自美国，英国，香港，韩国，印度，波兰和澳大利亚的抗议者聚集起来支持这五位女权主义者。国际上许多主流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她们被捕的新闻。

五位女权主义者的逮捕，正好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主办的，为了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联合国妇女权利峰会同时，这引起来自人权组织和世界领导人的国际抗议。希拉里•克林顿——之后被认为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热门人选——发twitter说：“习在美国主持妇女权利峰会，却迫害女权主义者？无耻。” 来自欧盟、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地区的政府代表和美国国务卿，呼吁中国释放被捕的女权主义者。美国副总统拜登——使用一个twitter hashtag，这个hashtag是美国政府官方用来提及联合国妇女峰会的筹备工作的——发推道：“妇女与女孩的权利绝不应该被禁止。我们强烈要求中国领导人尊重妇女权利#FreeBeijing20Five#。”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发推道：“在中国，大声反对性骚扰是‘制造骚乱’。骚乱正在限制NGO为争取普世权利而斗争。”面对国际外交和舆论的压力，中国官方在关押了这些女性37天之后，从看守所释放了她们。但如今，她们依然作为犯罪嫌疑人一直受到国家的监控。

中国政府对女权五姐妹的逮捕，标志了中国妇女权利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向世界展示了，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有能力摆出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对其统治的严重挑战的姿态。在国内，女权主义运动者，大学生，律师，工人和学者因这非正义而愤怒且震惊。甚至受惠于女权主义的劳工权利倡导的男性劳工们，也在SNS上展示了他们与女权五姐妹站在一起。一位男性劳工在微博上发了一幅自己的照片，他光着膀子，背对相机，炫耀着他背上的大红字：“大兔（郑楚然的江湖爱称），为你骄傲！无产阶级支持你！”

更多年轻女性——一些仅仅是高中生——开始为雏形却正在成长的女权主义运动做义工。一些以前避讳谈及政治的女性，现在决定主动在SNS上宣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这迫使政府的网络监管必须更加积极地封杀关于联合女权五姐妹的言论。“女权主义”这个词忽然成为敏感词。女权五姐妹之一的韦婷婷，匿名在微信公共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狱中札记》的文章，提及在2015年被捕时期，她愉快地“背叛了老大哥”，而正是从她那里，我引用来命名这本书。

##~ 《背叛老大哥》是关于中国政府对年轻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当下空前的打击，关于一场更广泛的、正开始改变中国各地城市女性的女权主义觉醒的书。这场父权独裁国家和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受够了性别歧视的普通女性之间的斗争，会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带来深远的后果。

世界上大约5个女性之中就有1人生活在中国——一共约有650万女性。由于女性选择拒绝婚姻和生育而导致的任何重大人口变化——甚至或许揭竿而起反对共产党的镇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经济。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铁腕极权主义已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恶化。2018年3月11日，中国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允许习将终生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解体了，但有很多原因让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存活几乎70年。但是不认识到中国集权的父权基础而要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长寿，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中国的最终铁腕习近平，如同世界上其他独裁者一样，认为父权极权主义对于共产党的存活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积极地保持传统性别规范，将女性归结为在家庭中作为尽职的妻子、母亲和婴儿养育者的角色，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并养育下一代技术工人。政府还全面整顿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因为中国的全男性统治者认为，如果不征服女性，整个安全国家就会崩溃。因此，反对性骚扰的#me too成为持续被审查的对象，这对以性暴力为主要活动原因之一的中国女权运动者来说又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在中国之外，#me too运动（由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家Tarana Burke创立）在2017年在85个国家传开，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权力极大的男性被发现有过性骚扰或就是性侵犯，这包括好莱坞的Harvey Weinstein，电视新闻上的Matt Lauer，以及几个著名的美国政治家。《韦氏词典》宣布2017年度词汇为“女权主义”，称2016年该词的搜索量增加了70%。

然而在中国，严峻的网上审查和广泛的安全设备组织了大范围，全国性的#me too运动的展开。2017年11月，广州当局强制三位女权运动人士搬出自己的家，以报复她们企图当街散发反性骚扰标语牌给女性们戴的计划。同月，网管和谐了一位上海女性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的类似于#me too的文章，关于她邻居的一个连续猥亵者，在街上反复猥亵她和其他女性。她的文章引来1百万次以上的阅读，1万多条流言，但是两天之内，微信删除了文章，声称她的文章“违反规定”。当这位女性将这件事发到微博上时，引来其他用户入洪水般的厌女流言，这些人指责她对“被抚摸”反应过激，并且穿着太“暴露”。

2018年1月，中国的许多大学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校友——女性和男性——签署了me too请愿书，要求反对性骚扰的行动。但这些请愿书一发到SNS上就立即被删除了。然后，在国际妇女日，2018年3月8日的夜里，微博禁止了SNS上最活跃的女权社会媒体：女权之声，因为它散发“敏感且违法的信息”。第二天，微信删除了其公众号。在被禁的时候，女权之声在微博上拥有超过180000的关注，而在微信上则超过了70000的关注。

在中国，讨论女性权利的公共空间不断缩小，这让女权主义运动能够生存，变得极不寻常。这个党国持续镇压女性权利运动人士是非常讽刺的，鉴于在共产革命时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早期毛时代之中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从20世纪50年代到大约70年代，中国政府公开支持性别平等，并自诩是世界上最大的女性劳动力（这是一项提高国家生产力的战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加速经济改革，性别不平等加剧，并消解了共产党强制的男女平等就业体制。例如政府数据显示，在1990年，城市女性年收入是男性的77.5%，而到了2010年则下降至67.3%。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之中，我描述了中国妇女——从贫困的农村妇女到中产城市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谓错失历史上最大的积累地产财富的机会，而地产财富据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占中国GDP的3.3倍左右。到2017年底，这一数字约为43万亿美元。我分析了中国住房民营化后的性别因素——如迫使女性将自己的名字从房产证上划掉、对女性拥有房产设置新的监管障碍等——是如何造成巨大的性别贫富差距的。

改革时代的媒体也积极推广传统的性别规范。如我在《中国剩女》中讨论的，中国政府在2007年开展了一项粗鲁的运动来玷污单身的20岁后半的职业女性，嘲笑她们为“剩女”，为了国家的利益将其逼如婚姻和生育。但上大学的中国女性人数创了历史新高——包括国内和国外大学——女性们开始挑战普遍的性别主义和不平等对待，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在抵抗运动中，女性的角色常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在中国反对极权压迫的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受到的迫害。这些女性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中国的男性统治者对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的前景感到威胁。虽然男性人权运动人生在这些年相继出现（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2017年去世的刘晓波），但很少有普通中国公民知道他们，或和他们的抽象的目标有联系。长远地来看，只要社会运动被允许，女权主义抵抗人士就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最有改变力量的运动。

2012年，在中国大约100多位女权运动人士常规性地参加到表演艺术和直接的运动之中，反对由市场改革而增长的性别不平等。她们关注家庭暴力（直到2016年中国都没有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性骚扰，求职和入学中的性别歧视，以及对女性不便捷的厕所—选择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虽然政治不敏感，但足够点燃公共辩论。自此以后，中国女权运动人士聚集成一个超过千人的支持者网络，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一些人成为非常有效的组织者。这些女权运动人士可以说比之前的男性运动者对共产党政权造成更大的挑战。

女权之声的创始者吕频说：“女权主义运动是关于女性的日常，建立一个社区，而非只让一两个著名的个人启蒙其他人。” “中国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感到非常不平等，政府不能让女性忘却她们感受到的深深的不公。”

到2016年，SNS在中国女性之中为促进女权主义意识起到很大的作用。就算政府镇压女权组织，普通女性在网络中持续分享信息和她们对性别主义的愤怒。有时，她们甚至成功地迫使政府撤回性别主义宣传。在一个公民没有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的集权国家，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设想一下2016年5月台湾第一任女性总统蔡英文上台后的负面宣传，共产党勾结新闻报纸发表特稿，称她为一个“歇斯底里”，没有家庭孩子的单身女人，因此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这个特稿被女性和男性在SNS上广泛嘲笑。在出版一天后，根据一条被泄露的审查指令，所有中国的媒体都被命令删除报道，因为它不“恰当”，且对“公众舆论有不良影响”。当我听说女权五姐妹被捕，我感到震惊且深感不安。在去清华大学读博之前，我作为一名记者报道中国好多年，所以我对该国家过分的人权虐待十分了解。并且我也亲自联系了其中一位被捕的女性。我在2013年在北京举办的女权之声的派对上见过李麦子（其原名是李婷婷），这个派对为了庆祝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法院裁决：美国人李金因家听暴力与其名人丈夫李阳离婚。审判中，李麦子站在法庭外，身穿有血迹的婚纱，高举标语牌其上写着：“无耻！犯罪者李阳！” 这个法律胜利——包括北京法庭颁布的第一次禁令——为中国于2016年颁布的新反家庭暴力法铺平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在随后的几年，我亲自采访了所有女权五姐妹，以及在北京，广州，深圳，杭州，香港，上海和纽约的女权运动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肖美丽——她行走两千公里穿越中国，为了引起对性虐待的关注，并抗议一个女性的公共空间；张累累，每天游走在广州街头，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写着反对性骚扰，直到她被警察威胁要将她赶出广州；黄溢智，一位女权主义律师，她为她的客户赢得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庭外和解，金额为3万元人民币(约合4500美元)，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起性别歧视诉讼；还有吕频，女权之声的创始人，她自2015年起一直在纽约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

我被在中国的女性主义积极分子的激情、坚定的承诺和韧性所震惊。尽管持续的警察监管，偶尔被受到警察威胁的房东赶出来，但在我采访的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女性放弃维权工作。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她们都不太可能实现她们关于正义的梦想，也不可能看到专制镇压的结束。然而自从政府镇压开始，她们为女性权益斗争的个人承诺更加坚定。

虽然她们生活在中国和世界上不同地方，但是这些女性组成了紧密团结的纽带。2015年之后，一些女权运动的核心成员搬到广州，住在附近，互相照顾每人的安全，追踪警方骚扰她们的活动人士。其他城市的女权主义者保持着持续的交流，每当她们在同一个城市相会时，她们都会聚在一起吃一顿鼓舞士气的晚餐。

这些女性都参与到与厌女社会和极权国家的恶战之中——经常缺乏其家人的支持。其中一些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遭受或见证了虐待，例如来自她们父亲经常的严打；在学校里暴力厌女和恐同的欺凌；或是在早年经受的性骚扰和性侵害。她们经常描述自己的女权觉醒是一个深刻变革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她们第一次认识到她们的生活是重要的，她们值得活得有尊严，并且她们也能引发其他女性的意识。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个人转变。当我听着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悲惨的故事时，我自己被深深压抑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那是我——一个美籍华裔混血儿——15岁时，在澳大利亚遭到几名袭击者的性侵犯。我发自肺腑地感受到，在一个压抑的警察国家里，女性的斗争是如何与世界各地的父权压迫相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的生活经历全然不同，但通过这些应用的中国女性，我意识到曾经忍受的痛苦和随后让我沉默的耻辱。我不再是一个超然的、学术的观察者，而是开始相信，与世界各地的女性建立更深层次的女权主义团结纽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些拥有巨大特权的，像是我——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有态度需要向我们倍受迫害的中国女权主义姐妹们学习的了。我们都从不同的方式与一个共同的敌人战斗：父权家长制。

自从大约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共产党就要求所有女权运动人士以某种方式隶属于官方的国家妇女机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只有到了2012年，才出现独立于共产党的，在一些城市中受年轻女性们追随的，有组织的女权运动人士。政府对此的反应积极关闭一些致力于女性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接受外国融资的组织），派遣警察去监视和骚扰女权运动人士，在大学里对性别与女性研究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并且和谐女权SNS账号。虽然我采访的人远远超过了我能在书中提到的人数，但除了一个例外，所有这里提到的人都要求使用她们的真名或常用昵称。

第一章讲述了2015年3月6日和7日，在北京，广州和杭州女权运动人士被捕的经过。虽然中国当局在这两天里进行了一系列的逮捕和审讯，当我在这里关注的是女权五姐妹，她们其中一些人也密切地参与到LGBTQ权力运动之中。

第二章解释了在近几年，中国的网络如何与在中国女性中增长的女权意识密切相连——尽管政府对先上交流进行了侵入式的审查和干扰。这一章描述了“女权之声”的诞生和增长的影响力，表明政府是如何让女权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敏感词，并在2017和2018年展开对女权SNS内容的和谐。在重重困难之下，2018年早期，一场#me too运动在中国展开，成千上万的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们要求加强防护性骚扰和性侵犯，这是自1989年的前民主运动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学生运动。

第三章描述了女权五姐妹被捕时的经历。虽然她们在被捕时期忍受精神，有时是肉体上的虐待，但她们仍旧寻找交流的方法，互相扶持。她们其中一些人在2015年4月被高调释放之后，还与秘密警察有过可怕的接触。中国的国家秘密警察深深地渗透到被捕女权者的家族网络之中，试图彻底消灭运动的领导者，这种残酷的效率让人想起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东德的史塔西。

第四章探究了女权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性骚扰，性侵害以及对女性的暴力。这一章显示了一些女权运动人士的早期被虐待经历是如何让她们更加坚定地为女性权力斗争的。除了忍受国家秘密警察长期的虐待，这些女权主义者还必须面对来自人权运动中男性的根深蒂固的厌女，甚至是性骚扰。

第五章表明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如何适用于20世纪早期历史传统的女权主义，当时女权主义革命者如秋瑾，写了《精卫鸟的石头》，讲述了中国女性反抗父权统治的斗争。虽然秋瑾因密谋推翻清王朝而被斩首，但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妇女解放仍就是革命者的集会口号。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男性共产党员谴责“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并声称阶级斗争为所有斗争之首，其中包括女性权力斗争。1949年的共产革命之后，“男女平等”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并且新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倡议，让女性参与到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建设之中。然而随着80年代和90年代市场改革的开始和计划经济的解体，性别不平等卷土重来，带来了当代女权运动的兴起。

第六章探究了当一些中产阶级女权运动人士开始与工人阶级女性合作，参与到劳工纠纷中时，女权主义视角如何开始渗透到中国劳工权力的社会运动和权力法案之中。这一章表明2013年关于在校女生受到性虐待的里程碑式的法律案件，如何威胁到，惧怕女权主义者，律师和工人团结起来，创造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的共产党。

第七章表明中国的家长式族长，习近平，如何将自己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和国家的父亲，并把持一个“家国天下”。中国政府在2017年警告道，“国外敌对势力”利用“西方女权主义”试图敢于中国内政，这只是中国父权极权主义的一种表现。由于政府决策者持续将女性首先当作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生产工具，政府针对本科教育的汉族女性的多生育主义的宣传越来越紧锣密鼓。我认为性别主义和厌女症是中国的人口专制控制，以及共产党生存战的核心。

在最后一章，我描述了在中国女权运动人士的迫害是如何随着当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消费者女权主义对大众市场的吸引力而增加的。面向未来，当核心的女权运动人士开始在中国之外建立新的“战场”时，中国女权运动开始走向世界，正如同一个世纪前的革命时期，许多改革者流亡海外一样。

当习在中国强调他的超级男性个人崇拜和铁腕统治时，对女性主义和女性权力——当然包括所有公民社会——的镇压也逐步增强。这个趋势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同样危险，因为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其他极权国家，例如俄罗斯，伊朗，菲律宾，匈牙利和土耳其，厌女的独裁者们将击退女性权利作为其独裁镇压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看看美国，愈演愈烈的极权主义和对早已确立的民主规范的破坏，导致了对女权主义的强烈反对。

虽然《背叛老大哥》关注的是中国，但是女权五姐妹的经历，和参与中国女权运动的其他勇敢的女性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很好的一课。通过她们的故事，我试图展示政府空前地镇压女性权利运动人士，以及为什么任何关心在全球增长的极权主义的人，都应该关注当下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这些女性的声音成为灵感的来源，并号召全世界人民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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