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Chap.1女权五姐妹
原文来自「豆瓣」该书条目的评论
翻译
#第一章 女权五姐妹
2015年3月6日——就在国际妇女节的前两天——女权运动者韦婷婷在北京被捕。韦婷婷视力不好，而警方没收了她的眼镜，让她看不见任何东西，她只能凭声音把人区分开。公安人员还拿走了她的手机和电脑，并要求她给出密码。他们把她带到了警察局昏暗的地下，又收去了她的冬靴，把她关进一间狭窄而没有供暖的五平米小房间——此时室外的温度降到了零度以下。然后审讯开始了。
“你为什么参与关于性骚扰的颠覆性活动？”
“你在女权活动中有什么共犯？”
“哪些外国机构给你的活动提供了资金？”
韦婷婷对她面前的模糊影子说，她想要在回答问题之前给律师先打个电话。
“你现在不能给律师打电话，不明白吗？你不懂法吗？”
韦婷婷挺过了一轮审讯，以为这就完了。然而在半夜的时候——她没有表，不知道那是什么时间——干警们又把她拉出来进行了第二轮审讯。这次她的供词被视频记录了下来。就连她上厕所的时候，也有一个女警察跟着她。
这时仅仅二十六岁的韦婷婷平生第一次开始思考逃往国外的事。在一阵急剧积累的无力感面前，她感到被压迫得不知所措。这时她听到了门外有人低语，无法听清。她把耳朵凑到牢房的墙上试着听得真切些。然后她震惊地从隔壁房间里认出了王曼的声音。王曼，她在女权运动中的姐妹，曾经和她一起参与过一些社会活动。
天呐，王曼也在这儿！她想。韦婷婷对看守喊话说她渴了想要喝水，然后又贴在墙上听了起来。她辨认出了和她一起被捕的其他女权运动者的声音：除了王曼之外还有李麦子、李麦子的女友徐汀（Teresa Xu）、还有其他几个曾经志愿参加女权活动的大学生。
韦婷婷后来在微信用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狱中札记》的文章（已被删除），在文章中讲述了他如何战胜了那种无助感。她写道：“我必须抵抗这种悲伤，必须行动，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我的房间很冷，而我只被允许穿拖鞋，所以我开始做踢腿和蹲起，活动我的腿；然后我进行了一些冥想；之前被关在这里的人在墙上刻了字，所以我把眼睛贴近墙面，检查他们的字迹；最后我在屋里一边转圈圈，一边唱着歌。”[1]
韦婷婷大声唱歌，不仅是为了鼓励自己，也是为了让其他被关押在这里的女性听见他的声音，听见她的声音，知道她们并不是独自一人——她也和她们一起在这里。李麦子也唱起了《女权之歌》回应，这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主题曲：
你可愿和我一样
为权利抗争到老
打破沉重的枷锁
找回女人的力量
韦婷婷写道，她的精神真做了起来，她找回了她的反抗精神：“即使我听见两名看守走来走去，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的时候，我还是体会到了一种背叛老大哥的快感。” ##~ 这些女性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三十七天都被关押在北京。她们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然而她们所参加的这场运动还要比她们本身更加轰轰烈烈。
二十五岁的郑楚然是一个年轻的女权运动者。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她仍然和她的父母一起住在广州。许多女权主义者的父母公开反对自己女儿的工作，但郑楚然的父母却尊重女儿的独立。她与父母非常亲近，经常与他们谈论各种事情，包括自己的女权主义运动。尽管他们并不总是同意她的看法，他们还是支持她对于社会变革的努力，而她也不希望父母受到伤害。
郑楚然在中山大学就读社会学和档案学之时，就已经深度地介入了女权主义运动中。在中山大学，她开始对女权主义和LGBTQ权利产生了兴起，并开始使用“大兔”这个昵称。她与校园中的很多女同性恋者（“拉拉”）成为了朋友，并加入了一个LGBTQ学生组织。郑楚然以酷儿（queer）为自我认同。尽管她也和男性约会，但她还是认为女性之间的交往更加有趣。
然而她接下来却意识到自己的LGBTQ组织也存在着性别歧视。“男性组织者们看不起我们。即使他们表面上说是支持性别平等，他们从来不给小组里的女性任何资金支持。”郑楚然相信LGBTQ组织必须有一个女性主义的视角。所以，她和她的女同朋友梁小门[2]，以及其他“拉拉”们，决定从这个LGBTQ组织中脱离出来，成立他们自己的酷儿女权小组，起名为SinnerB（B代表bitch）。小组的成员大多都是学生，她们一起组织了一些女性主义的艺术表演。
2012年，她们与运动人士武嵘嵘组织的性别平等工作小组联合起来，并加入了组织更发达的民权组织“益仁平”。此时性别平等工作小组正在筹划“占领男厕所”的抗议活动，以号召建设更多女厕所。在那里，郑楚然解释了更多的运动人士，其中就包括李麦子，后者后来也成为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她们占领了广州市内的一个男公共厕所，并且把在女厕前照例排长队等候的女人们请进这间已经清空的男厕中。
这些女权运动者们选择关注公共厕所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就是因为她们认为这个活动不具有政治敏感性，也不可能被认为是针对党的。每个人都很容易能够把自己和女厕所前的长队联系起来，所以她们可以轻松地获得广泛的支持。而这个活动也可以映射厕所问题下隐含的系统性的性别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时间存在的女性生活条件的恶化现象。她们的活动甚至获得了一些官媒的关注，其中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些媒体报导中，公众对这项活动表示了支持，广东省政府的官员不久后也许诺建设更多的女厕所。
2012年情人节，郑楚然还参与了“受伤新娘”的行为艺术活动，以抗议家庭暴力。郑楚然和活动人士李麦子、韦婷婷、肖美丽一起，穿着带着血迹的白色婚纱走过北京市的街头。她们举着“爱不是暴力的借口”等标语，用这个极具视觉冲击的活动抗议中国反家暴法律的缺失。（中国后来在2016年出台了首部反家暴法。）在广州的“光头姐妹”行动中，她们在广州公开剃了光头，以抗议大学录取中明显存在的性别歧视：很多项目要求女生的录取分数比男生高。（女权运动家吕频和律师黄溢智像教育部写信申诉后，她们得到回复称该政策——对男性的优惠性差别待遇——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
当郑楚然从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在广州为性别平等工作小组工作。在2015年妇女节前不久，她开始考虑抗议公共交通中屡见不鲜的性骚扰问题。中国政府不曾公布关于性骚扰的可靠数据，而透明度的确实掩盖了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但公共交通中的性骚扰问题被认为没有那么政治敏感，2017年八月，官媒《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了性骚扰问题的普遍。53%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曾在地铁上遭受性骚扰。
郑楚然从瑞典使馆收到了一笔小额资助，用于打印和散发反性骚扰的彩色贴纸。在妇女节当天，这些贴纸在地铁和公交车上被广泛发放。其中一个贴纸画出了一个尖叫的女人，两边是艺术字：“遭到性骚扰，喊出声！”和“消灭‘咸猪手’！”另一张画出了一个警帽的图案，旁边写着，“抓住‘咸猪手’，警察快上！”
郑楚然的想法有很大的号召力，很多志愿者——其中不少是大学生——在各个城市报名参加，这些城市包括北京、广州、厦门、杭州、南京、武汉和昆明[3]。她安排了一家打印店打印所有的贴纸，然后通过快递将它们寄到有志愿者报名的城市。“所有搜们的活动都很迅速，并且都是自发的。”郑楚然说，“在各个城市，我们只需要很少数量的志愿者，基本就是一个人展示这些贴纸，另一个人照相。然后我们发布一个媒体报道，就完事了。”
但2015年3月6日晚上，郑楚然洗完澡，和父母一起在电视前放松的时候，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她告诉父母不要起身。通过猫眼，她惊讶地看到一群人，大约八个，挤在狭小的走廊里，有的还站在楼梯上。只有敲门的那个人穿着警服。
“谁？”郑楚然在门里问道。
“我们要检查一下你们的户口。”其中一个人说。
“查户口的话没必要进门，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东西就行了。”
一阵沉默。
几秒钟的寂静之后，郑楚然明白自己有麻烦了。她告诉父母回到卧室，让她对付门口的这些人。她给她的朋友梁小门打了电话，但在电话里没有说话。这样梁小门就可以听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开门！”外面的人要求道，并开始大声砸门。
“你们没有搜查证我就不开门。”
“你不开门的话我们就得把你带到警察局去了。”
这些人没有搜查证，也没有任何其他身份证明，并且拒绝说出他们的身份。郑楚然跟他们争执了一阵，最终同意跟他们走，因为她不想让他们进入父母的家。3月7号黎明前，郑楚然被带到广州市的一个警察局接受审讯。几个小时之后，干警把她带回家中，打印出了所有跟反性骚扰活动有关的邮件，以及她和瑞典使馆的协定。然后他们把她带回警察局，审讯她直到黎明，然后在一家旅馆关押了她一天。3月7号晚上大概八点，干警把她开车带到另一间警察局，将她铐起来，让她站着听他们宣读她的正式逮捕令，罪名是寻衅滋事。寻衅滋事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罪名，并在近年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府的批评者。3月8日，这些干警带她飞往北京，开始了对她的正式关押。
此时，关于逮捕的消息已经在女权运动者的圈子中广泛传播。大约晚上十一点，武嵘嵘在深圳接到了梁小门的电话，被告知了后者在电话中听到的事情。然而这不是武嵘嵘那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当天下午，一个公安人员已经给她发过短信，告诉她取消妇女节当天的活动。
夜里晚些时候，李麦子从北京发短信给武嵘嵘，说：“靠，他们来敲我门了”。武嵘嵘立刻回了电话，但没有回应。然后她接到多条微信，告知公安人员已经拘押了其他的同事和志愿参加的大学生。
三十岁的武嵘嵘可以说是女权运动中的老兵了。在杭州建立蔚之鸣女权公益机构之前，她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为益仁平的女权事务工作多年。起初她并不担心，因为她此前已经被请去喝茶多次。她认为这些人会在第二天早晨被释放。但在收到李麦子和梁小门的消息之后，她开始变得担心起来，无法入睡。凌晨三点，她打电话给广州的一个她认识的公安人员。他告知她，郑楚然已经被带去问话，并会被很快释放。但四点时，梁小门再次打电话告诉她，郑楚然被带回了家中，带回了一些工作文件，然后将被在一所旅馆拘押一天。
破晓之后，这些人还没有被释放。武嵘嵘在电话上跟同事讨论应该怎么做。回杭州还是留在深圳？同事们认为杭州并不安全，而深圳离香港只有很短的距离，留在香港直到局势稳定下来会是安全的。武嵘嵘内心矛盾。“占领男厕所”活动时是她亲自招募的郑楚然和李麦子。而北京的韦婷婷和王曼甚至不是在全职从事女权事业，她们只是志愿报名发放反性骚扰的贴纸。武嵘嵘觉得，如果有谁应该负责，那就应该是她。她决定飞回杭州。她后来说，“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如果我能有机会跟公安的人解释一下情况，我就能消除这个误会，他们就能释放其他人。”
武嵘嵘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长大。在这个中国的主要煤产地，女孩往往被认为是没用的，被家中强迫退学，在兄弟们上学的时候去打工。六岁时，因为母亲病重无法干活，她就开始跟父亲一起犁地。十几岁时，武嵘嵘被诊断患有慢性乙肝，医生告诉她，她大概到28岁前病情不会发作。“我觉得这个意味着我只剩十年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每天都努力活到最好，让每天都有意义。”她写道。
她的很多亲戚和同村的村民们都试图劝说他不要读大学，赶快嫁人。但武嵘嵘决心摆脱她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她搬到了北京，在中华女子学院学习社会工作。她为公益非营利组织志愿工作，工作的内容包括扶贫、艾滋病、以及女性权益。
申请奖学金时，武嵘嵘需要从家乡的村干部手中获取居住证明。很多村干部利用她的弱势，对她实施了性侵犯。她感到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寻求帮助，也无力发声。“如果我提自己说话，就会导致各种谣言羞辱，让我在村子里没脸见人。”她说。
另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在武嵘嵘十九岁的那年春节假期，她在北京找工作时。一个装扮成雇主的男人把她引诱到车里，开到顺义郊区，然后对她实施性侵。她设法逃脱，但这个可怕的经历强烈地震撼了她。“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多么的无助……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像我一样在找工作时要面对性侵犯，全职工作也好，兼职工作也好。”武嵘嵘写道，“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我们能想到的就只有买一把水果刀用来防身。”
这些经历在武嵘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她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毕业之后，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关于女性权益和其他社会公正方面的工作。她在关注艾滋病的北京爱之行公益机构找到了工作，之后又在益仁平从事关于妇女儿童权益方面的工作。2009年，武嵘嵘组织了益仁平第一个高调公开的女性权益行动。这次行动围绕着邓玉娇的案件展开。21岁的邓玉娇在一家KTV工作，她用刀袭击了一个对她进行性侵的河北省政府官员。根据《南方都市报》发布的邓玉娇的供词，这个政府官员脱光了她的下体，把她拖到沙发上，一边辱骂她一边用一沓钞票扇她的脸和肩膀。邓玉娇用水果刀攻击了这名官员的脖子，在防御中杀死了后者。
尽管这件事是在微博出现之前发生的，邓玉娇案还是迅速成为了网络上的焦点。中国网民们在博客和网络评论中发布了几百万条激情澎湃的言论，表达对这位年轻女性的同情，以及对腐败、滥用权力的官员的愤怒，这些官员不需为对女性的性暴力承担任何后果。这些言论预示了此后#MeToo运动中的激烈情绪。
中国日报网站上的一位网友写道，“她为什么要上法庭？他们要强奸她……每个女性面对强奸都应该自我防御。”
一位人民网博客的博主写道，“政府官员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用一沓钞票打她？一个领正常薪水的人民公仆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这是公家的钱还是他挪用的钱？”
女权主义者叶海燕写道，“我心里无论如何都会认为她是无辜的，因为我认为当你反抗强奸、保卫自己尊严的时候，没有什么防卫过当。”
为了表示和邓玉娇团结一致，北京的大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极具号召力的行为艺术活动。他们把一个被堵住嘴、用白床单包裹起来的女人放在地上，并举着标语“我们都可能成为邓玉娇”。武嵘嵘和著名的人权律师郭建梅一起主持了一场公开讨论，主题是关于邓玉娇案如何揭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政府官员可以免于刑罚地随意性侵女性。作为此次运动的一部分，众多女性学生签署了一个请愿书，要求理解邓玉娇的情况，并尊重女性的权利。他们在法律过程中最终获得了胜利。2009年6月，法院宣判邓玉娇无罪释放，因为邓玉娇有“情绪紊乱症”，并且是投案自首、主动配合了警方。
接下来的几年里，武嵘嵘把她的女权工作从性侵扩展到了更多的问题上，比如家庭暴力。她帮助组织了北京的“受伤新娘”行动，以及2012年的一次反对家庭暴力的情愿行动，该行动收集到了一万个签名。她和她的团队发起了反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活动，以及反对公务员考试中针对女性强制性额外测试的行为艺术活动。女性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时，必须进行性病的测试，并被询问关于月经的个人问题，而男性则无此待遇。
而在这年的3月7日，这些女权运动的历史成为了公安人员感兴趣的东西。武嵘嵘的飞机一降落在杭州，一个穿着制服的高个子警察就登上飞机，来到武嵘嵘的座位前，向她出示了自己的警徽。“我们是公安局的，你需要跟我们走一趟。”
这位警官按着武嵘嵘的胳膊走下飞机。她惊讶地看到了一排响着警笛、亮着灯的警车。一群人咋一警车旁边站着，几个公安人员围住她，把她带上了车。警方的摄影社给她拍了照、录了像。这感觉就像是一场警匪真人秀。
武嵘嵘病了。她此前两周都在医院里接受乙肝治疗。此时她感到口渴。
“我可以喝一点水吗？”她问道。
“你管住你自己！”一位警官喝道。
在杭州警察局，公安人员再次无视了她喝水的请求，并开始审讯她，就好像女权运动是什么重罪。“谁组织的这个反性骚扰活动？谁资助的你们这个女权中心？”
为防止政府罗织罪名，女权运动者一般不会说出任何活动的组织者。武嵘嵘最初也表示她不知道谁是组织者，但当干警们开始询问资金来源时，她担心对方是在制造一起重大案件。她开始将责任引向自己。
“你要是想抓这个组织带头的，那就是我了。我是这个蔚之鸣组织的创始人。”武嵘嵘说，“其他你们抓的人只是一群志愿者。”或许他们会放其他人走呢。
审讯继续。武嵘嵘不停要水，并表示她病了。她需要进水和吃药。但干警继续无视她的请求，并不停厉声咒骂。“这些人敌意很重，把我当敌人。我意识到自己没法跟他们说话。”她说。所以她停止了说话，当他们对她厉声吼叫时，她保持沉默。最终，他们把她带到蔚之鸣中心，进行了全面搜查（他们从未对她出示搜查证），没收了所有电脑和手机，然后把她带到另一间看守所，让她在那里呆了一整夜。
不久后，她得知公安干警还搜查了她的家，并就她的活动情况询问了她的丈夫。但由于她四岁小孩的玩具散落得到处都是，干警只是带走了她的一些U盘和其他一些文件。她的儿子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妈妈去国外出差了。”爸爸说。
第二天，国际妇女节当天，武嵘嵘由于缺少药物而感到病痛、饥饿和眩晕。她无法记起干警们如何把她带出杭州的细节。那天他们把她带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以寻衅滋事为由进行关押。 ##~ 在那里，武嵘嵘与其他女权运动中的姐妹相聚了，虽然她们都被关进了不同的牢房里，锁在铁门后。郑楚然和韦婷婷被关在另外两间牢房中，她们都被没收了眼镜，看不清楚东西。
两天前给武嵘嵘发消息的李麦子也在那儿。当时，在她和她的女友徐汀准备好睡觉的时候，警察敲了她们的门。但李麦子并没有很担心。这位25岁的女人已经被警方叫去问询多次。这次她想，如果她保持沉默，或许他们最终会放她离开。但他们没有。当徐汀不小心冲厕所弄出响声的时候，警察开始窍门。李麦子开了门。六个人，有的是穿着制服的警察，有的是便衣，冲了进来，抢走了李麦子的手机，然后开始搜查房间，并没收了她的其他电子设备。徐汀这时只穿着内衣。
“小姑娘怎么这么没规矩呢？”一个干警吼道。
“你说谁每规矩呢？”李麦子回应道。他们可以不尊重她，或者蔑视地称她为“小姑娘”，但她不想让他们对自己的女友这么做。“这是我们家，我们当然都穿着内衣。”
干警们无视她的抗议，把她们都带到了警察局。这时她意识到这不是一次常规的问询。警局的人对她进行了血检和尿检，还采集了她的指纹和掌纹。他们强迫她脱掉了羽绒服和雪地靴，然后把她单独关进一间没有暖气的审讯室。审讯她的两个人没有出示身份证明，没有穿制服，也没有解释任何对她的指控。他们不停询问益仁平的国外资金来源。她确信他们是公安人员，但她仍然拒绝合作。
“这些人表现得好像他们刚打了场胜仗一样。”李麦子后来鄙夷地说。他们试图让她开口说话，把她带出审讯室，骄傲地指给她看他们当天抓来的众多女权运动者——韦婷婷，王曼，和其他志愿者——尽管她们互相之间不许交谈，并告诉她要“顾全大局”。但她知道她拥有一个优势。其他被捕的女权运动者都是近视，拿掉了眼睛之后——李麦子开玩笑说——就“瞎了”。但李麦子有很好的视力，而这给了她巨大的心理优势。“不瞎的好处是你可以看清审讯者的脸。”她后来说，“这对他们就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怕你会记得他们。”
一个审讯者向李麦子吹牛说他有两张大学文凭。感到恶心的李麦子不禁开玩笑说，“那你肯定被允许出境了呗？”
他一瞬间看上去被挫败了。“那不可能的。但就算我不能离开中国，中国这儿也很好。”
“真的？”她嘲笑道，“你做梦呢吧。”
最终，李麦子还是意识到她的坚持不能奏效。她选择了另一种策略：她大哭起来。“这就好了，”审讯者说，他询问的语气软了下来。但李麦子不知道，她审讯室的一面墙是一面单向玻璃，而干警们把徐汀放在了隔壁。徐汀也是近视——像其他人一样，她的眼镜也被没收了，谈她还是能够辨认出李麦子的模糊形象。
“你就是个小流氓！”一个干警对徐汀吼道。“跟我们说一下你知道的这个组织的情况。你以为我们到了24小时就得放你出去？你也就来得及跑到四环路，然后我们就又把你抓回来了。”
整个过程中，徐汀都保持着沉默，盯着审讯者。第二天她被释放了——他们说这是因为她仍然是个学生，在攻读社会科学的硕士学位。但她在被释放前被迫签了一个声明：“我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我支持共产党的工作。我保证原来非政府组织，保证远离北京益仁平组织。”
李麦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之前没想过自己会因为要发放反性骚扰的小贴纸而被关押超过一天。因为没有做任何反党的事情，她告诉自己，挺过二十四小时你就出去了。
二十四小时后，干警告诉她收拾东西跟他们走，他们走过地下通道，更多地干警加入了他们，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我感觉后面那些人非常害怕我会逃出去。”她说，“当时我就知道他们不可能把我送回家。”她走出地下通道，看到一辆车。韦婷婷和王曼已经在车里了。她们两边都坐着看守。这辆车会把她们送到海淀区看守所。
五姐妹中的第五人，王曼，曾经是一个活泼、叛逆的孩子。她的父母和老师都对她的不服从感到失望。“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这样呢？”他们会这样训斥。青春期时，他们的训斥起了作用，王曼投入到了安静的学习中。但她发现，即使自己成为了国家关系学的硕士，在东京留过学，还是难以逃脱工作中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一所有名的高中教英语。在那里，女性被要求必须有硕士学位，而男性只需要本科学位。王曼唾弃这样的双重标准，于是辞了职。然后，27岁的时候，王曼像大多数奔三的中国城市女性一样，感受到了关于结婚的巨大压力，因为否则她就将背负“剩女”的污名。她不喜欢任何一个她约会过的男性，于是她开始感觉自己一定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别人一直都跟我说我太固执，太极端，太不正常，就是什么都太怎样了，所以我才找不到对象。”她说，“作为一个快三十的女的，我一直被人告诉说结婚是重要的任务。要是我不结婚，我就让身边的人失望了，或者让自己失望了。”2010年，王曼找到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是为一个以扶贫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不久，她结识了一些女权运动人士，从后者那里了解了自己视野的局限。“天呐，我生活中这些问题，我之前以为就是我个人性格有缺陷造成的，其实是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的结果。感觉真是一个启示。”
不久后，她开始为女权活动进行志愿工作。包括广州的占领男厕所活动，并就这些走上街头的女权行动的作用撰写文章——这些文章以后会成为她的罪证。在拘押期间，看守经常会把这些文章作为她犯罪活动的证据，说她“背叛”了中国，成为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工具（境外敌对势力一词一般用于指代英美等国）。
2015年3月6日晚，看守带着33岁的王曼来到北京海淀区警察局的地下。就在这里，李麦子和其他几位女权姐妹也正被关押。他们也没收了她的眼镜。无法看清看守，也无法看清周围环境的她，感受到了一阵巨大的恐惧。
审讯开始。干警重复询问她有关她扶贫工作中欧盟资助的情况。漫长的审讯后，她以为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却被带到了一间隔离起来的房间里。她试图睡觉，但感到又冷又饿——她几乎没有被发给任何食物。正是冬天，但通风口却透过木质隔板把冷风吹到房间里唯一一张长椅上。尽管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药了，但王曼有先天性心脏病，而此时她忽然感到虚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了恐惧。当晚的某个时刻——她不知道那是几点——她感到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不确定的恐怖。
然后她听见了韦婷婷的声音从她紧锁的房门外传来。
“我渴了！我要喝水！”韦婷婷喊道。接着，她开始大声唱《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让我来将你摘下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王曼听着韦婷婷的声音，被感动所充满。她知道她在运动中的姐妹在墙的另一边。
[1] 已无法找到原文，故从英文翻译。下同。
[2] 原文为Liang Xiaowen，疑有误。下同。
[3] 我删去了所有关于城市地理位置的描述性文字，因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多余的。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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