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Chap.7中国的父权制威权主义
原文来自「豆瓣」该书条目的评论
翻译
第七章 中国的父权制威权主义
译按：本章译文部分参考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的作者洪理达的评论《在开放二胎后，中国的生育率为什么没有上升》。
2016年，我与NGO益仁平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初次在曼哈顿中心的咖啡厅会面时，他穿着一件印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的黑色T恤。这T恤实际已是中国女权运动的标准装，设计者是肖美丽，灵感来自美国女性权利代表人物Gloria Steinem的著名回答——“四十岁女人长这样”（This is what forty looks like）。这几年，他在美国，处于半被迫的流亡中，被称作通缉等级最高的中国社会活动家。（Josh Chin, “Meet Lu Jun, One of China’s Most Wanted Social Activist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15, wsj.com.）
2006年，陆军在北京创办了益仁平，然后在2009年和同仁常伯阳与杨占青开办了河南郑州分中心。起初，他们关注的是对乙肝携带者的歧视（包括陆军本人），大量工作是乙肝携带者不允许做的。他们也关注消费者权利与艾滋病（HIV/AIDS），因为河南曾存在被地方政府掩盖的、经由非法血液交易大范围传播的艾滋感染。实际上，没有中国组织敢捐献给致力于公民权利的NGO，所以，益仁平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国会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07年，女权主义者武嵘嵘毕业加入北京益仁平之后，它们的工作也包含了女性权利。2009年5约，武嵘嵘领导了益仁平的首次主要的女性权利运动，中心是邓玉娇案，即21岁的邓玉娇在遭性侵时自卫杀了一位官员（见第一章）。随后，7月末，2名官员和1名警官以某“非法”文件为由搜查了益仁平的北京办公室。“我们没让他们搜查我们的办公室，因为其中一位官员的身份证已过期，我们告诉他们，他们的搜查是非法的”，陆军说。他也得知（在危害数万婴儿的2008年配方奶粉污染案中合作过）维权律师许志永已经被捕。
陆军及其同事拒绝被恐吓。“我们就坐在哪儿，一直和他们理论，我还将他们的非法搜查电话报给警察局”，他说。下午6点，这些官员未能搜查就离开了，虽然，他们带走了几十份反歧视宣传单回去“研究”。稍后，警官回来并要求陆军向政府官员道歉，他拒绝了。
最初，政府不允许陆军出国参加欧盟人权会议，但在2009年12月，他被允许出国几个月，拜访香港大学和耶鲁法学院。2010年，陆军回国开启益仁平的残障权利项目的时候，警方没有过多骚扰他，仅有间隔数月的喝茶（“chat” over tea）或吃饭。益仁平在执行其项目时，很大程度上是未被干涉的，直到2014年5月，常伯阳被捕，因为他辩护的委托人举办了天安门屠杀（Tiananmen massacre）25周年纪念守灵活动。虽然当地警方关闭了益仁平郑州办公室，北京办公室仍被允许开放。
现在，中央政府官员突然意识到还有一家他们原来认为不“危险”的有影响的维权组织，然而，陆军已身在美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美国-亚洲法机构访问。“中央政府开始密切关注收取外国资助的所有中国NGO，而益仁平，由于我们从外国募资，成为NGO镇压中的重要目标”，陆军说，“他们开始审查我们的所有项目，然而他们难以发现任何政治问题。”女性权利运动站出来了，它是政府最大的潜在危险。它包括挑衅的街头运动，还成功在全国多个城市组织起女性及与她们意见相仿的男性。因此，当局“决定使用女性权利作为突破口”，陆军说。
在2015年3月当局逮捕女权五姐妹之后，国安局特工突袭了益仁平北京办公室，带走了所有电脑及文档，并拘留了一位员工。3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外国记者询问了女权五姐妹的拘留问题。政府发言人回答，“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中国释放她们，中方希望有关人士停止干预中国司法主权”。（引语来自BBC中文网报道，官方记录无此问答。——译注）
陆军指出，当局从2012年才开始关注女权运动，因为当时已动员了很多支持者。“女权运动和过去几年相比已大幅进步。看起来确实像是真正的社会运动了……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像是散沙，而你一旦组织起他们，力量就比散的时候强。”他说，“当下，因为组织得力，女权声音能被听见。但一旦组织失败，声势就会衰退。”
陆军毫不怀疑，2012年11月以来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大体上是反对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的：“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现在有了一个新敌人：习近平”，他说，“而这个敌人权力很大。” ##～ 2018年3月，中国立法机构正式结束了领导人任期限制，赋予习主席更多新的权力，让他成为中国的终身强人领导。中国共产党已统治中国近七十年，几乎与苏共相当。在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大批记者和学者预测中共将垮台，但它没让这些预言实现，并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大部分中国威权主义的分析家将性别（gender）视作边缘议题，但我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是中共专制及其维稳（“stability maintenance“）系统的基本元素。我认为，习近平，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强人统治者一样，视父权制威权主义为共产党存亡的关键。即使在习上台前，性别歧视（sexism）和厌女症（misogyny）长期巩固了中国对国人的威权掌控。（党能存活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它能快速应对社会变迁，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并无情镇压政治异议者）
今日，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有独立于党的、有组织的女权运动人士挖掘了中国女性广泛的不满，并提升了其在舆论中的影响层次，这在中国的社会运动中并不寻常。越来越多的女性回绝政府强迫她们和男人结婚和生养小孩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女性。于是，毫无疑问地，全是男性的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了年轻的女权运动人士的威胁，她们要求的女性的个人主义解放对国家建构毫无作用。
被这种可能吓坏了：解放的女性站起来（rising up）挑战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中国政府对女权主义的打击是国家级的、脆弱的阳刚（masculinity）形式，。它们感受到的女权运动人士的威胁如此急迫，以致2017年5月，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网站发表了一篇全国妇联的声明，警告称“西方敌对势力“兜售西方”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来攻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宋秀岩说：“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直接插手我国妇女事务，企图在妇女领域寻找和打开缺口。“她接着说所有妇联干部都必须跟随习近平的英明领导并抵御西方势力插手中国。（实际上该文首次发表于《中直党建》；然后是《中国妇女报》A1，但并未登上《人民日报》。——译注）
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不久，他发表了一篇关键讲话解释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实为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引文自最早的香港发表处，江迅（2013年3月17日），《習李體制啟動習近平內部講話曝光》，《亚洲周刊》，27卷10期。——译注）
独立记者高瑜（多次因1989天安门抗议中的角色和其他对政府的批评而坐监）很快评论道，“’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是多么生动表现了习近平对苏共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揪心和焦虑。“
习近平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首次主要演讲给出了信号，他主要的角色是扑灭那些可能引发大幅社会动荡及导致党的覆灭的不稳定力量，而这与大家的预测正相反，预测他本将进行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习主席表示，不像戈尔巴乔夫，他“够男儿“来为共产党站出来；他拥有男性气质，能打击那些意欲削弱中共统治的人，保卫国家。
2013年4月，党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9号文件》，要求官员严厉打击西方危险思想的潜入。它列出了7种“西方“观念，称为”七个不讲“，包括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自由、中共的历史错误。不久，政府就开始了其持续的、严厉的对公民社会的镇压。
在他任期的前几年（直到2016年初），他被官方媒体称作“习大大“，相当于”习大爹“（Big Daddy Xi），打造了一种自1966-1976文革之后未曾得见的个人崇拜，文革时的歌、舞、宣传画和新闻作品把毛泽东奉为中国有且仅有的大救星。这种语言歌颂了习近平的男性特质，把父权制家庭当作强健稳定的政府的基础。
像Orwell的老大哥，中国的“大爹爹“总是在注视着你。宣传图片将他描绘为中华民族”家国天下“（family-state under heaven）的父亲。提些习汇集的强硬的称号吧，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总数居、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与新成立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主席。
201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授予习新称号——“核心“，这个名称只被用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的前任胡锦涛从未被称作”领导核心“）。2017年10月，党进一步提拔了他，理论上和新中国的创立者毛泽东情形相仿。十九大最后，习的思想被写入宪法，有一个臃肿的名字叫”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已有的规则限制党领导人只能掌权10年，习本该提名一名继任者，并准备在2022年退位，但2018年突然取消任期限制，使中共远离了过去几十年基于共识的领导交接规范。
习成为主席后，流行与嘻哈歌曲不仅开始视他为理想的父亲，还是理想的丈夫，打着这些标题：《要做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Be a Man Like Xi Dada）、《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最受欢迎的是《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这最后一首歌的视频以不断推进的迪斯科节奏，配合女高音演唱“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一身豪情男儿铁骨铮铮”，卖弄夸耀习的好战大男子形象，向天安门广场前列队前进的千万士兵致意。
习的阳刚气质恶性崇拜如此极端，以致一些党的官员感觉走得太远了，在2016年初要求国营媒体不再使用“习大大”。不过，中国媒体仍将中华民族刻画为一个男性统治的大家庭，需要强壮、阳刚的习这种家长制父权制（paternalistic patriarch）形式的领导。
但实际上强人习有多强壮呢？在男性化的称号和大男子的宣传视频背后，习对权力的掌控比看起来脆弱很多。因为中国开始面临严重的人口构成危机，即老年化与劳动力人口衰减，中国经济走入漫长的增长放缓阶段。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持续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率的“经济奇迹”已成为过去。政府公布的2018年预期经济增长率为6.5%，经济趋冷已是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已显著放缓，同时，资本逃离和过度政府投资带来的公共债务增长也困扰着中国的金融体系。投资评级机构穆迪在2017年5月降低了中国国债的评级，这是1989年11月后的首次，那时天安门屠杀发生才几个月。
今日，当中国政府难以延续其不断提高生活水准的承诺，不满也在不同的人口群体中增加，而政府的回应只是在所有地方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正如法学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反转过去几十年意识形态不断开放的进程，且“中国的一党制正开始反噬自己”。因为共产党不再能依靠极快的经济增长来支撑其统治的合法性，习领导下的中国宣传机构唤醒了儒家的一些性别歧视的元素，尤其是努力推动传统家庭（基于男人和一个贞洁有德行的、顺从的女人的婚姻）是稳定政府的基础这个观念。
选集《前现代中韩日的女性与儒家文化》（Women and Confucian Cultures in Premodern China, Korea and Japan）说明了，前现代统治者是如何刻意使用儒家话语制定女性行为的规范来巩固他们对权力的掌控。编者写道“我们发现，充斥着意图集权的实用主义官僚和意图教化社会的理想主义学者的政权，竟不寻常地积极寻求形塑性别交往的规范（term）。编制法律、经典与教材，政权在划定‘女性’（woman）和定义女性的（womanhood）规范上作用重大。”
在其中的一篇论文《晚期帝制中国的竞争女德论述》（Competing Claims on Womanly Virtu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杜芳琴和Susan Mann写道，元朝（1279-1368）年间，政府明确地将一种家庭和女性美德的新儒家模型推广为官方意识形态，这是其统治术（statecraft）的关键。元统治者遵循古代经典文本《大学》的教诲，认为“先齐家，后治国”。元政府积极推动女性守贞和贤内（wifely sacrifice）的规范最为其政治策略一部分。Du和Mann写道，“元统治者给以下两种角色画上了明显的等号，献身丈夫的妻子和绝对忠君的臣民：‘士为国死，女为夫亡；义也’”。
据Du和Mann的文章，孝是宋代（960-1279）统治性的女性美德，而到了清（1644-1911）中期，儒家说教文本更关注“守贞崇拜”，强调女性在家庭内的“婚姻忠贞和性的纯洁”（marital fidelity and sexual purity）。《清史稿·列女传》记载，男女成婚构建和谐家庭，和谐家庭建立稳定政府：
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人如是，家和；家如是，国治。（引自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清史稿/卷508。——译注。）
最近中共宣传机构鼓吹的“家风”（family values）跟帝制时期的女德话语一模一样，令人震惊。
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在2017年3月29日发表了一篇长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样谈“家风”》（2012年的十八大将习选为最高领导）。新华社接着解释了习为什么如此重视传统家风：“今天推出文章，与您一起学习习近平倡导的好家风，理解家风与国风的关系。”
该文指出，中国的“家”字也是国家的“家”的一部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家风，说的是‘小家’，着眼的是‘大家’。”
文章附有一张图片，习是一位孝子，手牵手和母亲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文章还为家风建设定下了明规矩：“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该文也重申了常见的党的路线，“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还有“和谐婚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最后这句引语“和谐婚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原文无。——译注）
2017年3月，正是微博关闭女权之声社交媒体账号，且微信删除女权文章之时，新华网发布了一篇文章（由中国的其他媒体中选出的）《回顾习主席过去五年对女性的致辞》，附有崇敬的妇女代表对习微笑并鼓掌。该文写道“习主席再讲话中强调国家发展和家庭建设的辩证关系，显示中共中央对妇女和家庭工作的关心”，并引用习的讲话，“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
新华网的文章从未提及工作女性对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相反，它完全注重于习有多强调女人在家中的责任，尤其是照顾小孩和老人。该文引用习的话，“广大妇女要肩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促进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该文写道，“他说为确保年轻人健康成长，长者安享晚年，中国的家庭和睦友善的传统不能忘记。”（该文原文未见，习的讲话引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1/c1024-23394735.html。——译注 ）在习上台前，政府就已积极宣扬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但新华网这时的信息显示习主席许可（imprimatur）了这个观念，即拥有传统美德妻子和母亲是是疏解中国最紧急的社会问题的关键。 ##~ 2018年3月，全国妇联在浙江和江苏为“新时代女性”（习近平的“新时代”）开展了一系列课程，教育她们如何像“传统价值”下的贤淑妇女一样坐、跪、翘二郎腿、化妆和装饰房屋。这些政府资助的学校与近几年出现的非官方“女德班”令人不安地相似，这些“女德班”教育女性服从她们的丈夫。“被打别回手。被骂别回嘴。无论如何，不要离婚。”在2017年11月流上网的视频中，一位抚顺传统文化学校的老师讲。
同时，近七十年的中共历史中，从未有一个女人成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全是男性的统治者已确信，女性系统性屈服是保持共产党统治的关键。本已严重的女性在政治精英中代表程度不足的情况，在2017年新的党领导任命时变得更严重了。现在，25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位是女性。中央委员会这个有着204位成员的中共最大精英领导群中，女性代表从十七大中仅占6.4%降为现在凄凉的4.9%。据布鲁金斯学会，中国31个省级行政机关的首长也没有一位女性。相反，“大中华”范围内的香港和台湾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女性。
中国政府想要中国女性成为政权的生育工具、家庭的驯顺妻母，维持其政治稳定性、生养未来的劳动力。当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同时开始了灾难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项政策严重侵犯了所有中国女性的生育权。诸如方凤美（《独生：中国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的作者）这样的作者广泛地记录了该政策施行35年来对中国女性的极为严重的侵犯：大量强制流产、绝育和包括大量强制上环（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s (IUDs)）在内的强制性生育控制。
计划生育引入前的1979年，中国的生育率是平均每妇女生产2.8个孩子。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5年，生育率降至1.6个孩子，远低于2.1的生育替代率。学者和活动人士警告人口危机的迫近，政府多年来熟视无睹，然而，突然在2015年底宣布将放宽实行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官方允许已婚夫妇生二胎。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一胎政策”的结束来得太迟，已无法翻转长期的人口趋势。有人将政策改变视为更大生育自由的前兆，然而政府不过是开始了另一项宏大的人口工程实验：这次是催促女性（但只是合适的那些）为国生育。
除了暴跌的生育率，中国还需尽力解决严重老年化的人口和萎缩的劳动力，这些都与中国经济减速和更根本的中共政治合法性紧密相关。
国家统计局人口发展计划预计，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新华新闻报道，2017年，上海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已达三分之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力量计划（China Power Project）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n），也就是儿童（0-14岁）和老人（65岁以上）与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2015年的36.6%升至2050年的69.7%。中国也是世界上性别比例最失调的国家之一，新华新闻报道，2015年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400万且每100位女孩出生就有113位男孩。（我在《剩女时代》一书中分析，中国政府将性别失调视为社会稳定的威胁）
新华网起初赞扬“两孩政策”是巨大成功，这是2017年3月的一个标题鼓吹的《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有效 2016年人口出生数为近16年最高》。官方原来估计二孩政策将在2020年前带来额外的每年三百万的新生婴儿，在2050年前将为中国劳动力增加三千万人口。
但是婴儿潮没有出现。2018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同比下滑3.5%。政府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新生婴儿只比2015年多了130万（总新生婴儿1725万），比预计的数据少了一半，且远不及政府预期。据官方统计，2017年的二胎数确实上升了，然而头胎数下降了。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部长王培安（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已改革为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译注），在2017年2月回应低于预期的生育率称，政府正考虑为二胎夫妇提供“生育奖励和补贴”。同时，黄细花，2017年全国人大的一位立法者（lawmaker），提议将法定结婚年龄从女性的20岁和男性的22岁都降为18岁，来“鼓励生育，以避免人口老化”。
政府甚至提供服务，为数百万在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被强制上环的女性免费取出宫内节育器，让她们能怀二胎。但中国女性怒斥这个计划。《纽约时报》记者黄瑞黎引用韩浩月一篇被分享几千次的微博文章，强制上环“是一种非自愿的强迫性的残害行为，现在又以送服务的说法免费予以取出，在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觉得是给千万受残害的女性送福利，脸皮之厚，天下无双”。
2018年5月，有些新闻机构报导说，政府可能会撤销生育限制，但直到本书付梓，没有这种迹象，即女性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论人口规划是什么样，中共仍将女性视为其发展规划中的生育工具。女权主义者吕频说，任何新的生育政策都可能给女性更重的生育压力。
2015年政府宣布终结一孩政策不久，吕频写作了一篇网文，指出了一些关键问题：
如果国家真的放回生育权，那这种权力会实际由谁来掌握。这是关系到妇女福祉的严重问题——是丈夫、公婆、父母还是妇女自己，有没有可能结果是，决定生育的权力从国家父权转移到家庭父权，妇女从被强制不生育变成被强制生育？
政府不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儿童和老人照顾服务，二胎政策（或其他未来的政策）会增加女性在家和工作中的负担。尽管招工中的性别歧视在中国是技术上非法的，公司没有招募女职工的激励，雇主不愿承担女性产假带来的损失。大部分未计薪的照顾服务由女性承担，且家中性别角色区分严格，所以政府将儿童照顾和社会保障的公共重担也转移到私人家庭中的女性身上。吕频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依赖于剥削女性”。（未找到原句，译自英文。——译注）
新的宣传运动伴随着中国的“二孩政策”以提升下滑的生育率，尤其是那些被持优生学思想的人口规划者认为是“高素质”的城市受教育妇女的生育率。当我在2007年开始写作中国政府对“剩”女的宣传运动，我认为宣传可能会消退。相反的是，中国官媒越来越激进地催促二十来岁的女性，在“一孩政策”结束后结婚并生育。三十余年强制女性堕胎之后，中国官媒突然180度大转弯，开始编制新的标语、文章和图片，来讴歌二孩的光荣（最好尽快）。
《别错过你的最佳生育年龄》在官方媒体的标题写道。这里的最佳生育年龄，据政府所言，是24-29岁；它说，超过了这个年龄，要小心先天缺陷（birth defects）。一篇2015年12月最早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中国共青团的机关报（实为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机关报。——译注））的文章，它有一张图，可以说直接来自玛格丽特·安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原书讲的是在一个生育率下滑的国度被强制要求性交和生养小孩。黑白剪影中，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一位女性怀抱着（全彩的）婴儿。文章写道，女大学生毕业前求职时，雇主必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作者没有批评这种无处不在（且非法）的性别歧视，反倒敦促女大学生加紧生育，因为雇主倾向雇佣已完成生育的女性：“很多学生发现在简历中注明“已婚已育”的女生就业成功率更高”
这篇文章被不同媒体以各种标题广为转载，人民网《北京一学院10余名女大学生怀孕生子：求职有优势》、搜狐网《“已育”成就业季优势，在校备孕女大学生增多》。
其他媒体报道展示了美丽的“大学生母亲”，她们鼓吹在研究生院甚至本科时生育的快乐。2017年3月搜狐的文章题为《女大学生幸福爱：大一同居、大二怀孕、大三生子》，文章附图中，传统的漂亮的年轻女性穿着学士服毕业帽，神采奕奕，一手轻放在显怀的大肚子上，另一手抱着婴儿。
政府同时也在阻碍单身女性生育，因为它将婚姻和家庭视为社会稳定的支柱，于是大规模相亲也在越来越多。2017年5月，中国共青团一份广为传布的公告写道，它会以开展婚姻介绍（mass blind dates）和“组织一些教育，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等方式，以“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到合适伴侣”。
《环球时报》报道，大量微博用户抱怨国企强制未婚青年员工在公园和体育场参加相亲，并认为拒绝参加的是“旷工“（absenteeism）。文章引用人口计划专家南开大学原新说”高比率的单身人口将影响社会稳定“。原教授接着说”大量未婚男青年也会导致很多其他问题，诸如性暴力和绑架妇女小孩，更别提老了以后的养老金负担“。文章引用《中国青年报》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单身人口已达2亿，这是一个政府“忧虑”的数据。
同月，有着五百万左右注册用户的中国领先的女同性恋app热拉突然被关。同时，未能提供理由，微博删除了拉拉的社交媒体账号。热拉app和整个网站消失的日子，正是台湾高等法院发布历史性决议后不久，那是2017年5月24日，台湾高等法院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有些用户推测，app被禁是因为热拉支持了LGBTQ儿童的母亲们，她们想要参加上海人民公园广为人知的相亲。不用说，拉拉自由恋爱的拉拉减少了意图跨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将有损中国人口规划目标的完成。虽然，男同的app也被关禁，总体上，中国政府对男同性恋更为宽容，也许是因为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三千三百万，这是新华网的数据。而且，据青岛大学药学院退休教授张北川的研究，大约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已经或将要和女性结婚。 ##~ 不过，中国的厌女、耻单、恐同的宣传越来越不得人心——这得益于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在社交媒体话语上的影响力。实际上，人口学指标看，中国所有被骚扰的女权活动人士正是政府促婚促育政策的目标：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二三十岁的女性。 尽管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运动回避了明显的政治反对的表现，他们的隐含信息确实十分激进的。通过动员女性挣脱必须结婚生育的中国父权机制，女权主义者破坏了政府确保（“高素质”、受过教育的、汉族）女性成为培育小孩和顺从保障社会稳定的人这一基础目标。
一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的美国女权主义者Shulamith Firestone阐述了一种社会远景，它将以革命方式推翻，摧毁她所言的男性对女性暴政的主要工具：生物学的家庭结构。她1970年的书《性的辩证：女权革命论》中章节将令中共人口计划者心生恐惧，尤其在于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语言和“人口生物学”和他们如此类似：
正如确保消灭经济上的阶级需要下层阶级（无产者）的革命，夺取生产方式，暂时独裁；确保消灭性上的阶级需要下层阶级（女人）的革命，夺取生育方式：不仅在于完全归还女性对其身体的所有权，也在于她们（暂时）夺取人类繁殖的控制权——这是一种新的人口生物学，也是儿童生与养的社会机制。
原文：So that just as to assure elimination of economic classes requires the revolt of the underclass (the proletariat) and, in a temporary dictatorship, their seizur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so to assure the elimination of sexual classes requires the revolt of the underclass (women) and the seizure of control of reproduction: not only the full restoration to women of ownership of their own bodies, but also their (temporary) seizure of control of human fertility—the new population biology as well as all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child-bearing and child-rearing.
Firestone号召推翻生物学的家庭结构与“以一切可能方式将女人从生殖保证中解放出来”被主流美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过于激进。然而，我们也许能在中国看到女人“夺取人类繁殖的控制权”会是何种情形。
快速增长的中国中产中的数百万年轻女性正经历着权利觉醒，这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极大影响。作为个体，大多数人可能并不试图挑战中共的统治，然而作为集体，通过其生育选择，拒绝婚育的女性将危害到政府最紧迫的人口计划目标。2017年5月，中国最大的在线招聘网站之一——智联招聘，对4万多名职业女性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约有40%未生育的调查对象表示她们不想要小孩，将近三分之二已有一个孩子的在职妈妈表示她们不想再要一个孩子。受访女性称，之所以持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她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职业发展的担忧”，以及“抚养孩子的开销庞大”。一半以上的受访女性称，她们对生孩子最大的担忧是“生育后返回工作的困难”，而近一半受访者说她们最担心的是“被其他员工替代”。
在家庭和政府要求为社会“更大的善”而牺牲其个人追求的极大压力下，大量女性将最终生育一或两个孩子。不论如何，考虑到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数量，近半未生育的中国职业女性不愿生育的含义意义重大。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预计，在2015年已达1.32亿（或总人口的10%）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人群，2030年将达4.8亿（或总人口的35%）。
结婚率在许多年的提升后开始下降。民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登记结婚数连续第三年下降（比前一年下滑近7%），同时，离婚率在2008年以后连续八年攀升。这种女性拒绝婚姻的情形在东亚的其他地区早已显现，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然而，该现象在中国才刚出现。尽管现在判断结婚率是否会持续下降还为时过早，我在过去数年已遇见数目庞大的中国女性，因不愿被男人及其家庭掌控而对结婚表达了强烈的（militant）抗拒。
同时，中国还有单身女性因想要孩子而受到惩罚。如若中国政府只是想要提高整体生育率，一个明显的方案就是取消对单身妈妈的惩罚。单身父母的禁忌在世界各国正渐渐衰退，但是在中国，没有政府的合法“生育许可”的单身妈妈通常无法为孩子取得生育证明。没有生育证明，小孩将没法上户口，继而难以入学和参加医保。并且，若女性不能在生育时提供结婚证明，她们将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常被征收“社会抚养费”。
事实是，二孩政策目前仅适用于结婚的异性恋伴侣，他们主要在城市（因为农村伴侣已习惯生育两个或更多小孩）。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女性说她们本没有结婚的意愿，只是为了想要个小孩才结婚的。若是允许单身女性生育，结婚率可能将进一步下滑，毫无疑问，这种前景将挫败中共将异性婚姻视作社会稳定基础的希冀。
只要任何权利无助于将单身推入婚姻，当局就不愿保障：中国的单身女性不允许使用生育辅助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于是，富有的单身女性便去往国外冻卵。2015年7月，著名影星徐静蕾在杂志访谈中透露她已于美国冻卵。这个消息在微博上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即使因吹嘘自己猎艳而在此方面名声不佳的男性博主韩寒也站出来支持徐静蕾的选择。他的问题“只想要个孩子却不愿和男人结婚，不可以吗？”引发了上万条回复。
这种处理方式背后的优生意义明白无误。虽然官方敦促受过高等教育的汉族女性结婚生子，但他们不鼓励，有时甚至强迫阻止被他们视为“低素质”的少数民族生育更多小孩，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族。中国几十年来由汉族统治，允许乡村地区的少数民族生育三个孩子，有时则更多。但现在，政府收紧了其对维族女性的人口计划限制。2015年1月《环球时报》报道，新疆省的高级中共官员侯汉敏（以官方为准，应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候汉敏是“政协委员、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作者此处不准确。——译注）说，政府需要严格控制南疆“人口不合理增长”。候说，这“影响了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成为我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隐患”。
2015年11月《经济学人》报道，同意比定额少生的维族夫妇，南疆政府加倍其补贴至6000元（约950美元），文章引用新疆党委书记说，政府需要降低生育水平，实施“实行各民族平等的计划生育政策，遏制暴恐活动。”（这句话不是张春贤原句，也不出于一段，乃记者拼贴。——译注）2014年，南疆官员给汉维通婚的夫妇提供了现金奖励和住房教育等补贴，这明显是在稀释维族人口。
除了控制不受欢迎的生育之外，2017年4月党为所有新生儿发布了一个不许使用的穆斯林名表，比如伊斯兰（Islam）和古兰（Quran）。以抗击“极端主义”为名，所有维族女性都不许戴面纱，年轻男子都不许蓄胡须。在新疆，维族穆斯林多年来一直在反抗汉族统治。2017年7月，新疆政府官员援引“民族平等”的说辞，宣布了长期以来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家庭可以比汉族多生一胎的政策的终结。党媒《环球时报》相关的一篇文章援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王培安，南疆有着“贫困，人口增长过快和基层卫生人才严重短缺”等特殊困难。（所引乃拼贴，原文。——译注）
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人口中，越来越多女性拒绝婚姻和生育，这将威胁到党的安全机关的工作，它们将难以威胁惹了麻烦的公民的伴侣、父母、孩子，让他们为其亲戚被监视而负责，而这是它们应对惹麻烦的公民的关键手法。比如，陆军认为，因为武嵘嵘有丈夫和孩子，在女权五姐妹中，国安特工虐待她最多。他说：“政府很容易就会利用她的家庭成员来威胁她。其他几位未婚无子，特工想要找些事情威胁她们，明显更难。”
质问女权五姐妹中几位未婚女性时，国安特工使用父母来向她们施压。他们利用了她们尽孝的观念，若不“坦白”罪行，她们会因自己是“坏女儿”，给父母带来极大痛苦而倍受折磨。女权活动给父母带来了额外的负担，有着这种想法，郑楚然因她和父母关系尤其密切而极为内疚。但对于尽孝传统没那么在乎的，就相对轻松地抵御特工们“不孝女”的指控，比如曾被父亲虐待的李麦子。为了让父母开心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对于这种想法，李麦子予以怒斥。 ##~ 更多女性成为不被人掌控的独立自主行为人，她们就能进一步抵抗反抗父权制威权主义体系。紧接着女权五姐妹被释放，不论她们离家和独立生活多久，国安特工将其中四位未婚女子送回了她们父母家，并警示其父母保证其女在掌控内的责任。武嵘嵘被送回丈夫孩子那时，杭州特工特别威胁其夫，若是武嵘嵘再次参与什么女权活动，他们就会拿他是问。女权之声的创始人吕频指出对女权五姐妹的迫害显示了威权主义“维稳”下的关键策略：利用“制造麻烦者”对其家人的爱并把整个家庭列入名单以控制这些反抗者。
国安特工也以这种方式威胁其他活动人士。比如，女权活动人士梁晓雯因在英国领事馆组织一关于女性权利和人口控制的律师研讨会而受到广州国安的骚扰行动，那时她才22岁。2015年2月某夜，一群国安特工找到了在一家木材贸易公司工作的梁父的老板。特工让这老板陪着他们在午夜闯入梁晓雯父母家，命令梁父告诉梁晓雯停止在英领事馆的活动。
梁没有和父母同住，但她刚从大学毕业，所以特工认为恐吓她的最有效办法是对其父母施压。梁父在午夜以后打电话给梁晓雯说，超过十名男子，包括国安特工、警察和他老板正在他家中。“很多警察叔叔正在我这，他们说你正在英国领事馆组织一个活动。不管你打算干什么，你需要停下来。”梁父在电话里这样说。
梁同意了不再前往。一周后，她受“邀”参加一场正式的晚餐，同桌的有国安特工、广州警方、她父亲和她父亲的老板。广州国安部门首长主持了这次餐会，说他正式将梁晓雯认作“干女儿”。“我当你干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帮忙。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他宣布。一个月后，当女权五姐妹被捕，梁开始躲藏。2016年，她开始在纽约Fordham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习。
从国安的视角看，大学生一般容易规训，因为学校里的党辅导员能以处分或退学相威胁。因此，尽管起初国安部门，在2015年国际妇女节的前夜，划定了至少十位女权主义者，诸如Teresa Xu这样的大学生在24小时内就被释放并被送回大学进一步处理。这让人联想到2018年4月，北京大学施压大四学生岳昕的母亲来遏制她参与校园内的#MeToo活动。
2016年12月，习主席对大学校长和党委作了重要讲话，敦促他们加强学校的意识形态控制，将大学转变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strongholds of Party leadership）。2017年3月，党纪委拎出了广东省的汕头大学做了严重公开警告，汕头大学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女性研究项目与女权社群与一个声誉卓著的新闻学院。省委巡视组组长杨汉军说汕头大学的党委“薄弱”，“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不及时”。据《南华早报》报道，他要求大学更紧密监控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和社交媒体上的评论。
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的冯媛说，所有性/别（gender）研究项目的意识形态控制都已收紧，几乎没有资源且一般必须由全国妇联批准。她将中国政府对女权主义的现时立场描述为“矛盾百出“：中共官方承认性别平等并希望向世界证明它严肃对待性别歧视。中国政府为什么最终在2016年颁布了反家暴法，是因为它想被世界承认为负责的大国（a major global power）。然而法案通过两年后，冯媛所在的为平的一项研究显示，法案中最重要的一些条款没有切实施行，包括向施暴嫌疑人出具保护令。要求保护令的女性常被要求回到伴侣身边，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收紧NGO的管制也增加了家暴受害者寻求帮助的困难。冯媛说：“光靠‘男女平等’的标语，没有真正的政策无法对抗性别不平等。”
2012年，我首次采访冯媛时，她说：“在中国，基本没有独立妇女运动的空间。”只要中共掌权，这个判断可能一直正确。中国的父权制安全机关不会容忍大规模独立女性运动。但是，实际情况令人惊讶，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已成功组建了一个社群，动员并启发了那么多女人和女孩。尽管中国深陷性别不平等的泥淖，政府正在镇压女权运动，冯媛认为不断增长的大众权利意识有助于为女性权利主张提供“更丰沃的土壤”。她说：“那么多人过去认为女权主义没有必要，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已确立男女平等。但现在，更多人发现，实际上，在保障女性权利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虽然通过一部反家暴法有助中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我认为，中共不会严格执行该法，因为保持这个父权制家庭结构是政治稳定和中共存续的关键中心，即使这会危及女性的生命。乃至，女性受家暴是中国父权制威权主义的内生部分。不论一个男人受到政府多么严酷的压迫，他总是能在家或其他地方将他的怒火发泄到一个女人身上，不受惩罚。不论这个男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多低，这个男人的女人（妻子或女朋友）只会更低。只要政府继续允许男性在家、在公共交通工具、在工作空间虐待女性，男性就更倾向接受一党专制。
按中国政府的设想，女性应嫁给男人，来维持社会稳定，为男性的暴力欲提供出口，并在家提供无偿劳动。女性应生养小孩，减轻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尽管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汉族优先的优生学要求只有受教育的汉族女性被希望多生）。只有在女性身担母亲角色为未来提供高技能劳动力时，教育才是需要的。最后，女性应照顾老人，则政府不需在全面福利项目上花钱，且女性应滋养威权政权心中的“和谐家庭”。
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继续侵蚀父权制威权主义统治，政府也将找到迫害她们的新方法。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现在认识到了她们理应受到尊重，并战退性别歧视、性暴力和厌女症。她们正夺取自己的生育控制权，威胁人口控制目标，这是中共意图执政超过七十年的苏联的战略的核心。就算中国所有女权主义活动人士都被捕或以其他方式噤声，她们释放的反抗力量将绝对无法轻易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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