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Chap.5精卫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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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精卫填海
2015年11月，也就是女权五姐妹被释放一年半后，我拜访了杭州，两位二十来岁的女权活动者邀请我在风雨中游览西湖，这是杭州最负盛名的景点。我们花钱请了一位老船夫划船游湖，小船有篷，让我们不致全身湿透。船外雨纷纷，武嵘嵘的亲密同僚Gina（化名）和浙大博士生、女权主义者朱西西告诉我，在女权五姐妹被扣押后，国安特工是如何多次召集她们问讯的。Gina的房东在受到警方压力，威胁驱逐她，而朱西西则被学校警告可能勒令退学。
边聊边划间，Gina和朱西西指着湖上一座云雾缭绕的灰石拱桥，说道，中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革命家秋瑾就葬在附近。秋瑾是浙江人，因密谋推翻清帝国，于1907年在绍兴被斩首。
朱西西解释说，她和她的女权朋友常常唱秋瑾的抗争歌曲《勉女权歌》。她说，“可是歌词太古，难记”。当电影《悲惨世界》上映时，女权主义者改编了其中的《人民之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或译“你可曾听到人民的歌唱？”），改成歌词更上口的《女权之歌》（A Song for All Women）。歌曲唱道“你可愿和我一样/为权利抗争到老？”，这已成为女权运动团结一致的圣歌。
朱西西建议，“嗨，我们在这拍张照吧！”，于是我拿出了手机，Gina和朱西西笑着竖起两指，摆起V字，我们在船里拍了照。在杭州西湖的风雨中，和年轻女权主义活动者们一起在秋瑾墓畔的这一刻，于史意味深长。
百十年前，在二十世纪的动荡转变中，秋瑾，一位穿男装的女权领袖，为解放中国女性而写诗写歌写文章，号召她们参与国民（国民党的）革命。1905年，她加入了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的革命团体。她也开始写作她最重要，但未完成的作品《精卫石》，这是一篇弹词，介于散文与宋词之间，是一首糅合了传统口述的歌。
秋瑾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东渡日本东京求学，并向中国学生发表政治性演讲，正是在那她写作了《精卫石》的大部分。在某个版本的精卫传说中，女娃（意为小姑娘）是炎帝最小的女儿。女娃想看太阳从海上升起，于是黎明时划船进入东海。划着划着，残忍的东海刮起了大风，船沉了，女娃淹死了。
她死时变作一只神鸟，白嘴巴、红足爪，悲鸣“精卫，精卫！”。精卫是女娃的魂灵，她的悲鸣就是她的名字，她想要报仇，从旧住的西山用嘴捡拾石头，衔回以填东海，日复一日。东海嘲笑她，让她放弃这无谓之举。“傻小鸟儿，你做梦想用那小石子来填满我？”而她誓不放弃。不论需要多久，精卫将千万年日复一日地坚持，直到她成功填海。
秋瑾用精卫隐喻中国女性为自由和中国的抗争。她写道：“余愿呕心滴血以拜求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脱范围奋然自拔，都成女杰雌英。飞上舞台新世界，天教红粉定神京。”
秋瑾在31岁时被斩首，其时《精卫石》还未完成。她的生活和著作与现今中国年轻女权主义者的反抗有着类似的轨迹，后者也被嘲为无足轻重的“小女孩”，精卫的传说引出了中国成语精卫填海，意思是在执行近乎不可能的艰巨任务时的坚韧。
2018年3月，《纽约时报》的Amy Qin在秋瑾就义111年后，写作了姗姗来迟的讣告，是《纽约时报》“被忽视的逝者”系列之一，该系列弥补了那些女性的讣告，她们去世时时报没有发布讣告。Qin写道，“在她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许多中国人依然前去瞻仰她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地，向这位女性致敬，她以勇敢的女权主义女英雄形象铭刻在民族意识中。”
秋瑾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诸如孙中山，梁启超、何殷震（也作“何震”），在二十世纪初，发动了一部分革命运动，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日港美组织的：“直到1911年末，这场革命运动才成功推翻清王朝，以共和制政府代替中国经年的王朝体制”。刘禾（Lydia H. Liu）、柯瑞佳（Rebecca E. Karl）和高彦颐（Dorothy Ko）在《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中写道，女权主义是这“革命动荡”的关键部分。
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交流和社运组织都发生在国外（在大学里留学或做访问学者时），这和百余年一样。甚至是在同样的几处：美国、香港，尽管相比日本，进步的台湾是今日中国女权主义者倾向选择的目的地。现今最坚定的女权活动人士与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频繁交换看法，诸如维权律师、劳工权利活动者，还有LGBTQ权利活动者。
在《精卫石》最后一个现存章节中，秋瑾描述了一群年轻女子卖了嫁妆，逃离不幸福的包办婚姻，这也是秋瑾离开中国时所为。这些女人登上前往日本的船，连起手来，回望远去的故国：
踏破范围去，女子志何雄？千年开楚界，万里快乘风。
引领人皆望，文明学必隆。他时扶祖国，身作自由钟。
女性解放不只是世纪之交的改革者和革命家的目标，他们在1911推翻了清朝，还是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心目标，他们则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当局今日指控女性权利活动人士真是一大讽刺，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共发端的那革命梦想，正是妇女解放和那广为传颂的男女平等的原则。女权主义在中国革命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又常被遗忘。
19、20世纪，中国不断经历着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混乱：1839年至1842年和1856年至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强迫中国开埠贸易，签订不平等条约；1850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自认上帝之子、耶稣之兄弟；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摧毁了中国海军；1900年的拳乱（义和团运动），中，反对传教士的义和团成员攻击各国使馆，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在北京劫掠报复。
中国经济因欧美日的侵略而受到巨大压力，女性首当其冲，因为女性劳动力对家庭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纺织业。因英国的关税政策偏向城市工业，中国农村经济每况愈下，女性不得不工作更久，回报却越来越少。
历史学家高彦颐和王政认为，中国的“女权计划从一开始就与国民策划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feminist project was implicated in a problematic nationalist scheme from the start）。在被邻国日本（被认为较弱）羞辱地击败后，中国改革者认为日本既是敌人，也是榜样。“尽管‘女性权利’被认为源自男人和女人享有的‘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在中国倡导者眼中，女性权利的目标是为了强国。”
历史学家须藤瑞代（Mizuyo Sudo）写道，“women’s rights”这概念，中文叫女权，日文叫joken，诞生于这个时候，中国改革者引入欧美术语“人权”或“民权”（大部分由日语翻译来）作为清王朝体制现代化的方式。
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男性改革者，如金天翮、梁启超和其他一些人，号召女性得到更好教育，将女性从传统的、“弱”的角色中解放，以保证国族存续，强健其能力以立于列强面前，而非源自对中国女性生活的真正关注。金天翮1903年的文章《女界钟》起初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女权宣言。他写道，“独我两百兆同胞姐妹，犹然前旒紸纩，桎梏疏属，冬釭诉梦，春箧言愁，绝不知文明国自由民，有所谓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也。”
文学批评家刘禾指出金此文中怪异的种族主义开篇，这位男改革者以其“可怜的存在”比于欧美白人男子：
因而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烟卷，手榔杖，肩随细君，挚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
刘禾问：“他这种在婚姻幸福中效仿欧洲上层白男的欲望反映了中国男人的痛苦情形，还有他们与欧洲白男神经质的纠结。然而，这和中国女人有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和中国女权主义有什么关系？”
据刘禾所说，女权主义作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是最早阅读金天翮论文的女性之一。为了反抗父权制命名规则，她把母姓“殷”加到父姓“何”之后，组成这个罕见的复姓，“何殷”。1907年到了东京之后，何殷震和其夫刘师培创办了激进刊物《天义报》，刊载她有关性别压迫的先知灼见。历史学者将不少何殷震写的文章错误地归于其夫名下，他们的刊物发行时间不长。1907-1908年，她写作了一篇尖锐回应中国男改革者的文章，《女子解放问题》：
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以为欧美、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均稍与女子以自由。若仿行其制，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而推其私心，则纯然私女子为己有。
何殷震写了一系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论文，号召废除私有产权，建立社会共有的产权，实现男女间经济平等。她提议消除性别分类，“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必亦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1911年清朝覆灭前不久，何殷震和刘师培与其他民族革命者闹翻了；她的生命结局没有可靠的消息。 ##~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大学生男女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国政府在列强面前的软弱。他们气的是凡尔赛条约，该条约为一战画上句号，但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没有归还中国，青年们号召抵制日货。反帝运动蔓延至其余城市并与1915至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汇合，后者范围更广，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追求民主与科学，提倡女性权利的平等。
很多新的女性刊物和女性权利组织在这场运动中生根发芽，文学批评家周蕾（Rey Chow）认为，“女”的建构成为弱小中华民族的理想隐喻：“如果说传统中国文化是凭借女性自我牺牲才得以获得支撑力量，那么令人毫不意外地，在巨大社会转变的时期中，关于传统崩落的最动人再现会出现在传统最受到压迫的角色之上，这些角色成为中国受创的自我意识的‘替身’。 ”
正如今日中国的年轻女权主义活动者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五四时期女性刊物来看，当时的“新女性”也是如此。高彦颐和王政写道，“女权主义‘新女性’被想象为属于新城市中产阶级，以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她们指出几乎所有五四知识分子都来自城市和中产阶级。
1918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因其具像化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备受欢迎，该剧讲的是娜拉（Nora）离开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走出了不幸生活。娜拉不仅成为了努力逃脱婚姻的中国女性的偶像，也成为了年轻男子讨论共和国未来的一种方向，以及“将娜拉摔门喻为他们自己的解放”，历史学者Susan Glosser写道。 著名作家鲁迅在1923年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次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娜拉离家后不是堕落进了妓院，就是回来，这显示了中国社会根本传统急需激进转变。鲁迅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1919年11月，青年毛泽东开始写作评论，论述青年女子赵五贞，赵女士在被带到其未来丈夫家行包办婚姻时，自刎。毛在《大公报》上评论道，“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他认为社会陈规必须完全废弃，才能找到解决婚姻问题和女性自由意志的长久之道。历史学者柯瑞佳写道，“毛分析认为女性与社会的日常关系本身就是强迫的——称为日常强奸关系——他总结道，赵女士这样的女子（即中国大部分女子）都不许有人格，只能以自杀实现其自由意志”。
毛泽东写作时，苏联资助的共产国际也在中国积极筹划一个新的共产党。据柯瑞佳所言，本土中国人的参与和苏联的干预导致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遍地发芽。1921年7月，全国各处独立的共产小组一起参加了上海的一个秘密会议，组建了国家级的组织。毛泽东就是代表之一，他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
23岁的王会悟是中国共产主义网络内的第一位女性领袖，她是一位五四女权主义活动者，安排了一大的会址。这些共产主义者会面于上海法租界内的某女子学校，她运用其女性活动社群，确保了会场安全。据历史学者Christina Gilmartin，警官查抄一大会址后，她在浙江嘉兴南湖上找了一座画舫，伪装成游客的代表们成功躲避警方监控。
王会悟曾写作不少控诉中国包办婚姻制的文章，将其视作一种终生监禁形式。1919年在《少年中国》发表的《中国妇女问题—圈套—解放》是她最著名的论文，《少年中国》的编委包括毛泽东和其他重要的共产主义者：
男子恐怕女子勤劳作工、生利大了、有了储蓄、打破了经济的界限、于他们的圈套主义是有妨害了。便把「缝纫、」「烹调、」许多家事、都委女子去做。使女子没有生利的机会……男子又因嫉妒心的结果、生出什么、「内外之防、」断绝了女子的社交、到这个时候、女子才完完全全的入了圈套、永没有解脱的时候了。
王会悟和其他第一代共产主义女性想要打破父权制的限制，如包办婚姻，她们“被党吸引，是因为在这个极为敌意的社会里，党提供了相助的环境”，Gilmartin写道，“其实，对于这些女性，她们关心挑战传统性别关系与提供其他类型的榜样，党似乎更像是亚文化，而非一个政治机构。”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新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让王会悟和另一个激进妇女高君曼负责重组独立女性团体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以发起一个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决议。王会悟获得许可，组织两个主要项目：新刊《妇女声》的出版，新校上海平民女校的建立。
《妇女声》于1921年12月出版首期，编辑是两位女性，王会悟和王剑虹。文章作者主要是女性，目标读者是五四以来，已有政治“意识”的女性，据Gilmartin的研究，“她们将女性描绘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工人’，她们在家庭里当奴隶，直到现在。因为大部分女性都没有财产，她们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上海平民女校在1922年初开校，高阶的共产党员李达（王会悟的丈夫）是校长，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王会悟完成的，包括设计学程，雇用老师，日常运营与招募学生，她们未来将成为党的女性干部。
即使在革命的最初岁月，王会悟也从未被承认为正式成员，那时，李达、陈独秀在内的男性共产党创立者还拥护女权修辞呢。1922年，李达在其他共产党员中的支持度遭到削弱，未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时其他男性党领导者就无法接受女性的位置比其丈夫高这件事。1922年底，《妇女报》突然停刊，平民女校也永久关闭了。
不管怎样，共产党动员女性加入革命的努力在1925年5月30日找到了契机，那一天，英国警察向一大圈抗议者开了枪，这些人在上海抗议日资纺织厂中一位中国工人的被杀。大约有12名学生和工人被杀，包括一位女学生。这场杀戮激怒了中国工人、商人和学生，激起了全国范围的革命热潮，诸如向警予（新任妇女部部长）在内的共产党组织者以此招募女性学生活动者和劳工领袖。到1925年9月，共产党已有千名女性党员，是五卅事件前的十倍。
中国主要城市每年的国际妇女节的庆祝越来越激进。1926年，单单广州，逾万人在当天聚集，呼吁终止包办婚姻，要求自由离婚权、同工同酬，取缔妾制、童养媳和女奴。但1927年国共分裂，开始内战，女权部门失去了政治支持。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一份《妇女运动决议》，直接抨击了前八年的“小资产阶级女权”妇女运动，并认为“允许建立独立的女性联合已是一个错误”，Gilmartin写道，“这导致了女权运动的明显断裂，而随后将正统马克思主义改为更多地关注经济阶级压迫，而非性别剥削。”一旦共产党领导者决定从动员城市工人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模型转向以乡村农民为基础的革命，他们就不再推动女权政策，以避免惹恼父权思想根深蒂固的男性农民。 ##~ 几十年来，党执意放弃女权主义的结果不断回荡，直到今日。尽管中共继续为性别平等背书，党的官员回避了“女权主义”这个词，将关注点转移到消除私人产权和阶级体系。高彦颐和王政写道，“那些拒绝跟随党的目标，而关注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狭隘女权主义者’，这是一种自欧洲社会主义者那学来的策略。”相反，党提出的口号是“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
在中国正式抨击“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同年，女作家丁玲，她的写作是关于像她这样的城市、受教育女性的经历，她在1928年因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迅速知名。该书震惊了批评界。小说直白地表现了女性的性欲和主体性，将莎菲描写成一个拥有很强性欲的女子，用自身欲望将男性客体化，最终在这个禁止女性表达性欲的社会中倍感失望：
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
《莎菲女士的日记》激进地颠覆了传统男性观点，正如文学批评学者刘禾解释说：“这是叙述者的女性凝视，将男人视作性物，翻转了男性的欲望话语。不只是叙述者将男人的‘唇’客体化，仿佛只是糖果，而且她无视了男性性征，以联系到嘴唇的方式将男性性征女性化了。”
随后，《莎菲女士的日记》因太过“资产阶级”被批判，与其更大的政治关怀区分开了。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和爱的“正确”视角：
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通知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的讲话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纯粹和服务于共产革命的文艺，声明了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派的艺术风格，还有女性服装的去性化，这是从四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直到毛死后中国经济向外开放。
刘禾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现的女性“解放后的”图像，与素面和色彩单调的制服，是为了深化其平等的目标，这“最终拒斥了女性的不同点”。 “女性这个类别，和阶级一样，长期以来被中国政权的霸权话语过度利用了。”她写道，“在政权的归入民族范畴的解放话语中，女性解放的意义仅仅就是获得平等参加公共劳动的机会。”
丁玲在1932年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当时被国民党绑架并软禁数年，然后她逃往延安，那是共产党在完成逃离国军的传奇性长征后的基地。作为党的重要一员，丁玲批评了有关性和浪漫爱情的写作，拥护面向革命大众的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形式。
即使如此，1942年国际妇女节，丁玲猛烈抨击了共产党的性别政治，这篇足以定罪的文章写的是有关党对“女同志”的对待。她这么起头，“‘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她谈论女同志结婚的压力，因为单身女性是“诽议”的目标：“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
丁玲指出了党的双标，既期望女性生育，又嘲笑这些妇女“政治上落后”，对革命奉献不足。她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呼吁党内的男性考虑到女性的遭遇和“与社会有关联”： “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据柯瑞佳的研究，党的干部指控丁玲的“狭隘的女权主义”情感，持有“一种妇女解放和阶级斗争间关系的非革命观”。由于她对党的批评，丁玲从文学刊物编辑的位置上被撤下，要求自我再教育。尔后，她在政治上复活了，只是因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讨论女性的“双重负担”而被要求受到群众的再教育。“妇女因其对生产的英雄贡献的‘铁姑娘’（iron woman）公共角色而受到欢迎。同时，她们被迫和家务做着静默的斗争。”
甚至共产党要求女干部服从党的性歧视双重标准，并用这套性别平等的修辞来动员妇女大众加入革命。1949年，共产党赢得了和国民党的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性别平等铭刻在新宪法中。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将其描写为，这早期中共政策的深刻转变，目的在于将数亿女性带出家庭，引入公共领域的有偿劳动：“在……十年间，国家发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运动，力图对土地所有权、婚姻、组织工作、个人的自我理解、个人的社区和个人的过去等方方面面进行重塑。”
婚姻法，作为共产革命的奠基，废除了包办婚姻，童养媳买卖，一夫多妻制和性交易。法律也赋予女性更大的财经自主权和改变人生的新自由，比如与虐待她的丈夫离婚的权利和再嫁的权利（尽管由于老者的强烈抵抗，党的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有所退缩）。贺萧写道，“这是一次企图改变日常社会实践和提升妇女地位的雄心勃勃的努力，尤其在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城市相比”。除此之外，新的党政机关资助了农村女性的识字课，她们大部分不通阅读。一位农村的党干部告诉贺萧，“为啥先从学文化入手，那时只有叫妇女出来识字她家里才同意出来，参加识字班也是和外界接触慢慢多出来，思想也慢慢地解放一些。”
中共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组织，全国妇联，以“捍卫妇女权益”。然而，女权主义这个术语却变为禁忌，妇联成员需要隐藏其推动女性权利计划的真正努力，王政称之为“掩藏的政治”（a politics of concealment）。同时，五十年代初，妇联派了数万官员建立当地的分支，从大城市一直到最远的乡村。王政写道，上海妇联在1951年国际妇女节大游行上，动员了逾三十万妇女游行抗议“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其中二十五万是家庭主妇。
尽管游行的主题是反帝，一份内部报告评论道，参与者“感到了充权（empowerment，或译培力、赋权）”。王政注解称，“游行参与者都感受到了，现在的妇女有力量有地位。甚至男人也讲，现在的妇女了不得（a big deal）。”在2015年，中共国安特工因年轻女权主义者要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而拘捕她们，考虑到妇女节在中国历史中的革命根源使这所有更加虚伪，象征着当前政府对社会稳定的偏执多疑。毫无疑问，动员数百万女性参加革命的成功经历，正成为那个徘徊的幽灵。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起了农村集体化运动，激进地废除私营制造业和私有财产。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宣布中国要在钢铁和粮食产量上超英赶美，结果酿成灾难。各级政府大规模成立人民公社的政策，既要求数百万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调往工厂工作，还要求农村缴纳公粮数量的指数式增长。地方官员尽力讨好上级，数据严重造假，不断报告他们在生产中的“伟大成就”。最终，大跃进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数千万人在这百年间最大的饥荒中丧生。
“铁姑娘”的现象生发自大跃进期间，夸扬女性传统中在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力以促进工业产出，这是个男性统治的领域。柯瑞佳写道，“妇女不但彼此间竞争，还和男人一较高下，促进了产量的提高。这实现了毛泽东‘劳动妇女得解放’的愿望和承诺。”社会学者蒋永萍写道，1952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1.7%，而在大跃进时，绝大多数妇女都被安排国营单位等工作。七十年代末，城市妇女就业比率已达 90%以上，这是全世界最高妇女就业比率。“一是妇女可以自主地、光明正大地参加社会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而不必得到其父亲或丈夫的许可，这意味着城市妇女从男性家长控制下的解放。二是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已被全社会接受并确认。”
然而，五六十年代也是女性受苦的年代，人类学者郭于华在中国陕北农村开展过民族志研究，记录了集体化运动中的女性回忆。女性被要求完成所有家务劳动，还要下田和男性一起出工，白天没人照，娃娃饿着肚子，一满哭成个屎卟崂（指孩子大小便）。正如郭于华所写，“被（党）解放不是真解放”。
关于女性在共产主义早期的收益到底是真是幻，仍有极大争议。毛泽东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他最知名的语录之一。1949年后党和政府炮制了不少英雄妇女宣传画，展示了这些肌肉发达、面颊红润的女性焊接工、挖掘机驾驶员，她们为新中国工作，感受荣耀。共产主义时期妇女的“解放”很大程度上也是符号性质的，正如二十世纪之交男性改革者所用的女性解放与五四时期的修辞，五四时期更关注现代化和强国，而非真正改善女性的生活。如郭于华所言，中共吹嘘妇女解放来展现其无产革命的成功，然而妇女的声音却不见于官方党史。 ##~ 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党强制男女平等的雇佣，而在1976年毛死后，邓小平领导的政府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尽管，不可否认，毛时期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艰苦，而当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确定了，性别不平等就急速飙升。
1978年，国务院宣布，按规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女性职工应在50岁退休，而男性职工则能在60岁退休——一项拍案叫绝的对女性结构歧视的新形式。（公务员这样的白领女性一般在55岁退休，而白领男性则可以65退休。）虽然政府最近宣布它将慢慢提高规定退休年龄，这个五到十年的性别差仍留为退休制的基础。
当中国开始摆脱计划经济，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便从七十年代末的高点陡然下滑。原来提供职工受保障终生雇佣“铁饭碗”工作的大型国企也开始解雇数万职工。刘捷玉指出，国企女职工是最早被解雇的，或被告知可45岁退休，也是之后最晚被重新雇佣的。国企也关闭了幼托中心，由于女性过去和现在都是儿童和老人主要的看护者，这也使年轻女性职工受损。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失业率上升，“女性回归家庭”运动广受欢迎，随之而来的是要求女性给男性腾出岗位。市场自由化改革逐渐深入，招聘中的性别歧视也日渐猖狂；这种情况持续至今，大量招聘广告明目张胆地写明只招男人。抑或，若该职位向女性开放，也会写明招的女性必须是已婚已育，或是有一个确定的年龄、身高、体重或长相要求（招聘中的性别歧视是中国女权主义者常常挑战的话题）。
苏联解体和1989镇压大量民主抗议者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加速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提升中共的合法性，成为政府在政治上更紧急的任务。作为结果，GDP呈两位数增长率的“经济奇迹”实际上笼络了大部分中国公民，只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就不再要求政治改革。
冯媛，一位女性权利长期倡导者称，1995年中国主办了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中国政府同意让一些女性权利NGO团体负责主办国职务。她说，“但是在开放的话语背后，我们的活动总是有严格限制的。”她是记者起家，然后在1996年和其他女性记者一起建立了一家NGO，妇女传媒监测网络（Media Monitor for Women Network）。
直到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召开——会议因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的演讲“妇女权利是人权”而知名——大部分中国女性根本不知道家庭暴力意味什么。2000年，冯媛参与创办了反家暴网络（Anti-Domestic Violence Network），一家在推动中国管制家庭暴力中起了主要作用的NGO，帮助实现了反家暴法2016年的立法。这个组织现已关闭；冯媛在2014年参与创办了另一家妇女权利NGO“为平”。
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妇女权利NGO欲全国妇联紧密联系，从没完全独立于政府。如冯媛所说，中共的“运动妇女”和“妇女运动”大相径庭，前者是由上往下地动员妇女为国效力，后者是由下往上的。不过，这些在女性NGO中工作的已退下来的活动人士为现在的独立女权活动者的出现铺平了道路。2003年，电影制作人和女性研究教授艾晓明指导学生完成Eve Ensler《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的第一次中文演出，启迪了一群新的年轻女权主义者。
同时，性别不平等与中国加速的经济改革同步深化。中国的男女收入差距在九十年代后明显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年，城镇女性职工的平均年薪资是男性的77.5%，然而到了2010，城镇女性的平均收入下滑至男性的67%。农村女性情况更糟，在2010年只有男性年收入的56%。
市场改革之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也陡然下滑。世行数据显示，1990年，15岁以上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是73%，但是2017年，该数据大幅滑落至仅仅61%。作为对照，2017年15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6%。多种不同形式且持续的性别歧视，让中国沦为所有国家中性别最不公平的三分之一。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Gender Gap Index）在2017年的报告中，将中国位列144个国家中的第100位。
我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中发现，女性相对男性经济情况下降的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不动产中惊人的性别差异，这是在九十年代末住房私有化改革后紧跟而来的。共产主义早期，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通过工作单位分配公房，租房可忽略不计。在国务院终止了政府分配房屋政策，发起市场导向的房屋所有体系后，中国不动产繁荣就开始了。城市房价从零零年代中期蹿升，不顾地产泡沫的频繁警示，这个趋势仍在持续。
正如我在《剩女时代》一书中详述的，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住性不动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以2017年末来看，大约价值中国GDP的3.3倍，或43万亿美元。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过长话短说，我认为很多女性在这地产财富爆炸中失败，是因为价值呈指数式攀升的城市房屋，房产证上的名字往往是那个男人。中国家长往往给儿子买房，不给女儿买。女性往往将其全部资产转至丈夫或男友名下，用于购房，而购买的房屋通常仅登记男方姓名。更糟的是，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做了新的司法解释称，除非提出诉讼，婚内房产原则上属于拥有不动产的那个人和名字写在房产证上的那个人。在中国，这个人通常是男性（至少可得的最近的2012年数据是这样）。
通过2010年末到2013年初广泛的面访和线上访谈，我发现那么多聪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心甘情愿地将她们价值不菲的新房的所有权拱手交给她们的男友或丈夫，甚至是在为了买房贡献前半生积蓄的情况下，这让我极为迷惑。我发现，很多年轻女性由衷相信国营媒体传递的性别歧视的信息，以及自己父母所说的，你不做好让步准备，主要是在财产和情感上，你就永远无法找到对象。一次次，我因这些二三十岁的城市女性极少意识到性别歧视而泄气，这揭示了父权制规范仍深深嵌入这个社会。
当《剩女时代》2016年在中国大陆出版时（一些段落遭删减，我已发布在个人网站上了），我为中国女性写了一篇特殊的序，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尾自己的经济独立而奋斗的重要性。以下是2016鹭江版序言中的一段摘录，译者是李雪顺：
对那些仍旧单身，并正在考虑结婚的中国女性，我有两条建议：
1.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
2.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在微博上，数千女性给我发来私信，微博@我，描述她们如何抵御严峻的逼婚压力，可是几乎没人讨论买房这事儿。我没观察到足够证据证明，2013年以来，财产权方面的严重性别差异有任何根本性改观。然而，即使现在突然间，中国女性都买得起她们的公寓，她们也已错失了九零年代末以来这十年间的最伟大的财富积累。
《剩女时代》也检视了传统性别规范的回潮，尤其是污名化三十不到的城市职业单身女性，这是2007年中国开始的粗鲁的宣传运动。我论称，“剩女”这个词就是一次刻意的宣传运动，羞辱受教育的高素质女性，让她们尽早结婚，理论上这能保护社会稳定（部分是因为这能吸收一些过剩的男人，这是由中国性别比率失衡引起的）。我指出，在中国国务院2007作出一项重要的政策声明欲解决“空前人口压力”后不久，指向这些女性的媒体活动就出现了。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并称“提高人口素质”是关键目标。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催婚运动是为其“提高人口素质”的优生目标服务的，因为“高素质”的受教育的女性能产下国家想要的“高素质”小孩。 ##~ 超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性别不平等的警示性帷幕下，中国的新女权运动诞生了。今天，1949年革命后的首次，独立于党的年轻的女性权利活动人士热切拥抱女权主义这个词。这些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关注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女性个人生活实质的转变，于是她们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改变其不公正的性别歧视政策。
当我2015年第一次在革命家秋瑾的墓边与杭州的女权主义者会面时，女权五姐妹中的武嵘嵘仍在从创伤后遗症中康复，这是因被拒过程中的虐待而得的。她的年轻副手Gina花了近两月，乘巴士跋涉逾1200英里，逃脱国安特工对女权活动人士的多省联合镇压。在那个雨水透湿的下午的数个小时，她详细讲述了作为逃命者所受的折磨。 2015年3月6日，Gina接到杭州公共安全部门的电话，说他们想要见见她，那时，她正在蔚之鸣女性权利中心与几位同事和志愿者一起吃午饭。
Gina答：“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们收到很多诈骗电话。”
“我们知道你上司是武嵘嵘。”
“那么请直接打给武嵘嵘。请别打到我们办公室。”Gina说。
Gina在不到一年前开始为该女性中心工作，那时是2014年夏，她刚从河南省的一所大学毕业。她只有24岁，从未被警察问讯过，也不知道怎么办。她想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来整理思绪，于是她下了楼。
Gina注意到，大楼保安正在前厅和几个男人交流，这些男人提及了她的办公室号码，她意识到，这些人一定是国安特工。她打电话给办公室，让他们所有人立马离开。然后，她打给公共安全部门，提出和他们在警察局旁的公共商场会面。
杭州国安的两男一女在会面地点等着她，并说他们需要在警察局“好好聊聊”（proper chat）。Gina建议在一家快餐店谈，但他们说这地方不合适。其中一位特工说“警察局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
这使她担忧，并让她愈加下定决心不去警察局。她继续走，并提议可以聊天的不同公共场所，直到特工们温和下来，订了餐馆的一个私人包厢。等他们到时，包厢已有六或七名特工围坐桌前，除了一人以外都是男性。新特工们并未自我介绍，不过Gina能从口音听出他们是从北京飞来的。
“是谁组织了这次性骚扰活动？时机选得很差。你不知道全国人大正在开会吗？”
Gina说她不知道谁组织了活动，她只是在网上看到的。她拿出计划分发的反性骚扰贴图，并努力解释中国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这些人没人要听。“现在取消你的活动。”
几个小时的问讯后，特工们让她离开。这时已是深夜，Gina听说她的一些女权姐妹们，包括李麦子、郑楚然已在不同城市被捕，于是她开始打包女性中心的贴图。然后她爬入自己的床铺断断续续地睡了，床铺位于两居室办公室（也是她的住处）的隔壁间。
次日，3月7日，清晨，Gina将一箱贴图交给朱西西位于浙江大学的宿舍存放。武嵘嵘在大约下午2点到达杭州机场，发信说她回来了。Gina不停地给武嵘嵘打电话，但没人接听。她推测，武嵘嵘一定是被国安拘捕了。
Gina打电话给那个通常监视武嵘嵘的杭州国安特工（Gina存了他的电话），他证实北京来的国安特工已到杭州逮捕了武嵘嵘。Gina在朱西西的宿舍等待，和其他几位女权主义者陷入焦虑，她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这时，特工再次给她打电话：“我们要立马见你。”Gina打给女性中心，告诉所有人离开并关闭手机。之后，朱西西也接到杭州国安特工的电话，要求与她在学校会面。
Gina告诉朱西西：“你也要开始躲藏了。”他们都离开了宿舍，最后一次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分头赶路。
Gina和一位朋友一直在一起。她们决定不能坐火车离开杭州，因为买票时要出示身份证，这很容易让国安特工追踪到她们。作为替代，她们那夜住在一位陌生人家中，这是女权主义“救援队伍”筹划的。次日清晨，她们登上公共巴士前往远郊。
因为旅馆要求登记身份证件，她们不能在那停留。于是她们在当夜到达下个镇子，在24小时的麦当劳过夜，然后在次日早晨再踏上另一辆巴士。她们认为，穿越多省将让特工们更难追踪。
首先，她们朝西穿越江西省，到达位于华中的湖北武汉，这段路程大约450英里。她们在武汉，一位朋友的朋友那，住了约一周，然后转向北方，坐巴士（夜里在肯德基和麦当劳休息）行程540英里到达山东省会济南，好久前就计划这里开“培训员培训”课。
Gina本计划和参与培训课的另一位女权主义者在济南会面，她认为这里离杭州这么远，应该安全了。然而，当她和朋友向约见地点走去时，她吃惊地发现警察和便衣特工在该区域巡逻和录像。在被其他人发现前，Gina和朋友仓促地往回走。一旦她们出了那些人的视野，Gina发信给第三个女人，警告他特工等着，“别回旅馆！警察在那，我们到其他地方见。”
她们的支持者之一为她们订了一个昏暗的招待所，这里不需出示身份证明。夜晚，三女待在一起。次日造成，第三位姐妹单独逃离，而Gina和旅伴乘首班巴士离开济南。这次她们向南进发，去往800英里外的江西，那里一位女权同事已为她们找到一个可住几周的安全住处。
Gina切断了社交媒体网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她极为焦虑。这之后，她用互联网电话服务给远在河南农村山里的父母打了电话。Gina几乎没有告诉过父母她的女权主义活动，并害怕他们提问。成长过程中，她父母不让她在山里玩，让她做家务，而仅仅因为弟弟是男孩就允许他在山里玩。
当Gina抱怨时，母亲会说：“你是个女孩，你不能做男孩做的事。”父亲生气时也会殴打母亲，而母亲只是默默承受。从小时候起，她就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传统，她说她觉得在听说女权主义这个词之前，她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了。她学习十分刻苦，最终，她取得了大学学位，而弟弟却没能完成初中学业。
她母亲接起了电话，这让她感到宽慰。她说：“妈，我公司蔚之鸣出了点问题。” 母亲很担心，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帮上忙。Gina说：“妈，你做不了什么，别太担心就好。”她告诉母亲，若是特工来了，什么都别说，然后，如果特工对他们如何如何，就告诉那位指定传话的朋友。
还在躲藏中，她第二次给父母打电话，父亲接了。父亲吼着说：“你立马回家！”“不，我不能。”她回答，然而父亲仍吼个不停，于是她挂断了电话。
Gina在女权五姐妹被释放后，回到了杭州。武嵘嵘仍在养病，Gina感受到了重大责任，负责起杭州女权运动组织。武嵘嵘和父母决定宣布蔚之鸣女性中心的关闭，因为新法案限制了国外资金资助的NGO，这要求他们寻求政府赞助并在警方处登记。然而，他们的团体从非正式的渠道得到了更多年轻女性的信息，全都表示了参与的兴趣。Gina说：“女权五姐妹被捕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更多人开始关注我们的工作和志愿服务了。”
过去计划所有女权运动的学生志愿者都是本科生或研究生，现在第一次，Gina开始收到高中生的信息，他们也想参与组织活动。Gina组织了一场性别不平等的公共讨论，并在微信上推广，以回应这股参与潮，这有点着急了。而那些紧密监视她的通讯的警方，要求她取消这次活动。
“我原以为政治环境会有所改善，但现在我觉得很无助。”Gina说。从西湖回来，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窗外淫雨霏霏，杭州街道上的这段旅程很漫长，她向我倾述，有些动摇：
对于最近的女权运动，我看不到往前走的路。我们做了那么多，却没能得到媒体关注，没人知道这些。于是我开始问自己，在没人报道的情况下，冒这么大的风险值得吗？我是说，武嵘嵘释放以后，我已经担起那么大的责任。我需要培训刚毕业的新员工，然而我也才刚刚毕业。有时候，我就是没法应付这一切。
车外下起倾盆大雨，雨滴重重地打在车顶，滴滴咚咚。司机加快了雨刮器滑动的速度，上上下下地清理车窗上的雨滴。Gina不再说话，望向雨中，开始啜泣。这位坚决的年轻女士明显因国安的插手而明显受伤，但她仍决心投入一些能持久有效的女权运动。
我问她，境外的人能如何提供帮助。
她说她不知道。“躲藏的时候，我几乎每晚都是哭着睡的。我听说一个女人因为某些小时被带到了拘留中心，没人能探访，然后，突然，她在那死了。有时候你会想，在这个恶劣环境下，你自己都没法像个人那样对待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表现需要什么样的代价？”
当我们的的士到达了目的地，Gina很快抹去了眼泪，我们去见其他女权活动人士。
她说：“我们必须坚持训练新人，如果我们被带走的话，总能有更多人，排在身后，她们能代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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