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Chap.2互联网与女权主义的觉醒

2019-03-08

原文来自「豆瓣」该书条目的评论 翻译

#第二章 互联网与女权主义的觉醒

女权五姐妹被囚的第二天，其他女权主义活动家开始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网络上发起活动表达团结一致的愿望。此时，在国外，#释放五姐妹#的标签在推特、脸书和Instagram上传播，但这些网站在中国都被关在了墙外。而在国内，运动人士戴着五姐妹头像的面具拍照，并得以广泛传播。

“我们拍照选择的都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公共场所，就好像这些女人们都是自由的，她们在餐厅吃饭或者逛街什么的。”肖美丽解释说——她是一位女权活动的组织者，曾在2013到2014年间从北京到广州，徒步行走两千多公里，以抗议性骚扰、为女性夺回公共场所。

她们发布的第一张照片是五个女人戴着李麦子、武嵘嵘、郑楚然、韦婷婷和王曼五个人的面具，像披头士在《艾比路》专辑封面上那样穿过一条人行道。照片上写道：“3月7日 女权倡导者被捕 第一天”（图1）。第二天的照片则是五位女性戴着五姐妹的面具站在一个公共厕所前，以纪念此前占领男厕所的行动。而在另外一天，照片则显示五位戴着面具的女性站在一个地铁站外，手中各拿着一杯茶，以象征警察请活动者去“喝茶”的行为。每天都有新照片出现，并记录着五姐妹被捕的时间。其中一张照片的文案说，“你不能逮捕我们所有人！”

活动者们也号召中国的其他人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出自己的照片以声援五姐妹。在北京，为躲避警察和便衣警察的四处猎捕，五人小组们在各地拍照，然后在发布照片前把被捕的五姐妹的面具PS到照片上。在广州，警力相对松弛，女权活动者们就带上五姐妹的面具，在商场和繁忙的大街上，在各种公共场所拍下照片。为防止被公安系统追查，这些活动者们大多保持匿名，而身处国外的其他人——比如著名的“女权之声”账号的吕频——则实名发布自己的言论。

中国的互联网被“网络防火长城”与世隔绝，遭受着严格的审查和监控。每个网络技术公司都执行着网络审查，被要求删除可能冒犯中共或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社交网络言论。网络公司惯例性地上交警方希望了解的个人信息，这被网络权益专家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称为“网络威权主义”。审查员大军大量删除直接提到女权五姐妹被捕的言论，但并不能全面禁止网上关于女权的言论。因此，来自学生、工人、学者和民权运动人士（包括男性）的言论和图片持续流传。以为女工发布了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表示“我们可以反骚，你们不可来扰！声援武嵘嵘、郑楚然、王曼、李婷婷、韦婷婷——中国女工”。厦门的一个男性工人也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拿着一块标语，写着“厦门工人声援武嵘嵘、李婷婷、王曼、郑楚然、韦婷婷”（图2、图3）。尽管网络审查伸出了这些照片，郑楚然的男友老公运动人士危志立（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在libcom.org上收集了这些照片并用文字记录下了它们。 许多历年来被女权运动帮助过的人们在声援这些女权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层在郑楚然（大兔）进行的劳工权益运动中见过她。一个请愿书收集到了超过1100个签名，尽管公开签名可能会给签名者带来巨大的风险。请愿的组织者将请愿书寄给了五姐妹被关押的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此外还寄给了海淀区公安局，北京市检察院，以及全国妇联。 ##~ 另一份请愿的签名者则是女权律师们，包括中国女性律师公益合作网络（public interest collaborative network for women lawyers in china，未找到该组织的中文名，待查）的律师们，以及其他大约一百名人权律师们。几个月后，中国政府开始打压这些律师和其他人权律师，他们中的几百人被逮捕关押，其中就包括五姐妹其中一位的律师王宇。

这些声援活动在网上的传播有着重大意义。尽管审查无孔不入，但中国新一代的女权运动还是在2010年与微博、2011年与微信不可分割地绑定在了一起。随着中国女大学生人数（包括国内和海外的大学）创下新高，他们来到网络、开始挑战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即使她们有时并未标榜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互联网给了她们发展自由理想的空间，而这在她们的工作和家庭中往往无处找寻。互联网也允许她们与意见相似的女性跨国整个国家互相交流。尽管国家安全部门对网络实施着强力的监控，对女权五姐妹的大规模声援还是显示出了她们与全国的支持者们交流、动员的能力。 ##~ 甚至一些微博“大V”明星用户[1]也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女权主义觉醒。这部分是因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作用，也部分是因为女权五姐妹被捕的巨大影响。华尔街时报中文版网站的责任编辑袁莉是最早在微博上成为“大V”的女性用户之一。她的粉丝数多达250万。而她的经历也证明了社交媒体在提升中国女性女权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袁莉在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长大，在阿富汗、泰国和老挝为新华社担任了多年的驻外记者，随后前往美国攻读研究生。他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了国际关系和新闻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成为了纽约华尔街时报的紧着。2008年，她前往北京负责华尔街时报的中文网站，聘用更多的翻译、报导更多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当时，一些现在已经消失的网站还没有被禁止，仍可以被普通网民访问，比如推特和脸书，比如当时主要的微博平台“饭否”。2009年6月，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府预感到将有大批政治敏感的报导和舆论出现，而临时关闭了推特和其他一些网站。随后，2009年7月6日，新疆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汉族和维吾尔族相互攻击，造成156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这是中国自89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社会事件。当时，几百维吾尔人聚集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广场上，要求政府调查不久前广州一家工厂发生的维吾尔工人和汉族工人之间的冲突。新疆的许多维吾尔人对以汉族人为中心的中共十分不满，因为后者介入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宗教习俗，此外，维吾尔人的社区还有大量汉族的武装警力。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控制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维稳行动，其中就包括关闭了乌鲁木齐和新建其他地方的网络服务，以阻止关于暴乱的信息流通。这些行动最初似乎仅限于新疆，但随后中央政府迅速封闭了推特和脸书在全国范围内的服务。直到今天，这些禁令仍然没有解除。

在同一个月，从记者转行为新浪首席执行官、正在研发一个中国版推特的曹国伟，看到了巨大的商机。2009年8月，就在推特和脸书被禁的几周之后，曹国伟退出了中国国内的社交网络平台新浪微博，这个平带带有一套复杂的由人工和电脑软件共同组成的审查系统。这时刚刚上市的微博急迫地招募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建立微博账号，比如电影明星、知名商界人士和媒体人。2010年年初，一个新浪执行官帮助袁莉建立了一个微博账号。她起初并不情愿，因为作为一个记者，她不愿在网上和公众分享自己的个人观点，但她还是同意了。到2010年10月，新浪微博已经拥有了超过五千万用户，而这时距离微博建立仅仅过去了一年多一点。此后，微博的用户数量激增，到2017年12月，每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三亿九千万——超过了推特在全球范围内的活跃用户数量。

“一开始觉得用微博挺恐怖的。发了一篇文章之后我一点儿也不想看大家关于我的评论”，袁莉说。人们会写“你怎么这么有偏见？你怎么话这么多？一点儿也不像个女的！”“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服从”，她说。袁莉起初对这种公众曝光率感到很不舒服。但在2011年初，她在宁夏和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阿拉伯之春爆发，她充满热情地加入了微博的讨论。有时她会熬夜讨论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革命性事件。

“我父母不知道我的这种双重生活”，袁莉说。“白天我跟他们一起在家里吃饭聊天或者出去逛街，但到了晚上，有时候比如（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事情变得很紧张，我就会在网上写作几个小时，两三点才睡觉。”

袁莉称这一早期阶段为“微博之春”：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一个可供大家严肃讨论社会问题、让大家每天在网上辩论的新的公共平台，许多中国人为这种可能感到激动。“当时每个人都用微博。我们问自己，‘我们要怎么用这个平台去构建中国，让中国走到正确的轨道上？’”她说，“中国经历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变化。人们需要想明白很多问题，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都有，而这些公共辩论好像给了我们权利。我们都介入了这些网络辩论，我们中有的人不是很令人愉快，但这些也都很有趣——这是一个思想的大碰撞。”

2012年，袁莉的粉丝数激增。她还来不及意识到，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大V”。随着粉丝的增长，她也更加愿意讨论中国所面对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巨大的不平等和公民权利的缺失——这其中就包括妇女的权利。而与此同时，华尔街时报中文网也变得流行起来。

2011年，袁莉联系我，希望发表我在《Ms.》杂志的文章《中国的“剩女”时代》（China’s “Leftover” Women）的中文译文。我在该文中表示中国政府故意制造了一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宣传，以羞辱受教育层次较高的单身女性，试图将她们推向婚姻生活。当本文的未删节版出现在华尔街时报中文网时，它成为了中国的热门新闻，当天就获得了数万点击，而我的英文原文受到的关注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袁莉在数年间不曾表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在微博上的言论仍旧挑战了中国社会上和政府宣传中的传统性别观念。比如在2016年，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了一系列照片，展示了一位年轻妻子每天早晨为要去上班的丈夫精心准备的早饭。照片的文案说，“花样繁多——三个月不重样！”并表示这位妻子的厨艺如此精良，以至于丈夫从来不愿在外面吃饭。袁莉的转发带着讽刺：“为什么男人不能给女人准备早饭呢？”还有一次，她发布了一位男性世界领袖们开会的照片，评论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女领导人……比如希拉里和默克尔，那么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平。”她警察表示女人不应该屈从于无处不在的婚姻压力：“单身没什么好怕的。不要因为担心成为‘剩女’就赶着去结婚。花一辈子去满足其他人的愿望是对自己的背叛。”尽管审查系统经常删除袁莉的帖子，她的账号并没有像政府的其他尖锐批评者一样被消失。

袁莉也在微博上分享许多个人生活的细节和照片。她在二十多岁结婚，当时没有考虑很多，几年后就离婚了，并且不再想结婚生子。她对于自己享受单身生活——尤其是独自旅行——直言不讳，经常发布她从印度和泰国等旅行目的地拍摄的照片。“自由对我非常重要，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她说。

2013年，袁莉被微博评委最有影响力的百大用户，并出现在了BBC的访谈“谁是中国微博的超级明星”上。年轻女性纷纷联系她，感谢她向她们表明不结婚也可以过快乐的生活。她们说：“我在微博上关注你很长时间，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不应该因为爸妈逼着就结婚，单身没什么错的。”

随着袁莉粉丝数的增长，网上对她的性别歧视也在增加。她试着不让这些东西影响自己太多。（当我在2011年开设自己的微博账号时，她建议我说，“不要理微博上那些恶心的话”。）又一次，当她说她不喜欢做饭时，一个她认识的男人回复说，“怪不得你找不着对象呢！”人们也指责她持有美国护照、背叛祖国，认为她发表的文章过于激烈。有的人列出了一份微博上“公敌”、“公知”的名单，说她是在“说风凉话”[2]。

她的微博账号@YuanLiWSJ收到了许多性骚扰信息。由于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简写WSJ也是汉语拼音“卫生巾”的简写，许多骚扰者就使用了这个词。“人们会给我发带血的卫生巾的图片，跟我说‘你说的话没道理，你是个女的’”，袁莉说。她相信有的骚扰信息来自于政府雇佣的五毛水军，这些水军被用来试图引导网上的公众舆论——“五毛”一词来源于官媒《环球时报》的文章，称网络评论员的每条评论获得五毛钱的工资（尽管这仅仅是一种会意表达而不表示确切数字）。[3]

“有一段时间，这些‘五毛’尤其恶心。我要是说我在印度玩得很开心，就会有一沓人过来说祝我在那儿被轮奸”，袁莉说。“这个持续了一阵子，他们人非常多，看上去明显是组织好的，因为他们说的话彼此都很像。” 袁莉拉黑了数百个人，这样她的家人就不会看见最糟糕的那些威胁，但她当然无法拉黑所有的骚扰者。即使是她的小侄子也注意到了这些充满敌意的言论，他问她，“姑姑，网上怎么有这么多人骂你啊？”（我本人也在发表了关于女性权益的言论后发现了祝我被轮奸的言论，其他一些在微博上发表女权主义言论的女性也如此。）袁莉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曾经希望微博成为公共讨论的平台，但2012年，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后，这种希望幻灭了。

2013年，政府开始警告“大V”们微博不是法外之地，他们要注意自己在微博的言行。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美籍华人投资人薛蛮子——粉丝数超过1200万——在2013年8月因涉嫌嫖娼被捕。她不久后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身着囚服、戴着手铐，忏悔自己“在网上散播不当言论”。出生于中国但身为美国公民的薛蛮子渐进，直到2014年才因为“健康原因”被释放。新华社说薛蛮子的被捕“对网上的所有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袁莉的一些朋友们也因为他们的社交网络言论而被捕，不久后被放出。“他们也被迫就他们犯过或者没犯过的罪进行忏悔。即使他们没被起诉，针对网络上反对意见的镇压还是很系统的”，她说。

袁莉开始在阅读朋友的微博时遇到麻烦。一些微博在时间线上变得对她不可见，即使这些微博并没有被删除，这时他们就无法察觉网络审查的存在。其他人也经常会告诉她，他们无法看到她的微博，即使这些微博在她自己的时间线上还能看到。2013年，她的粉丝数达到240万，此后她的粉丝数就被微博锁死，一直保持在同一数字。袁莉也知道其他一些粉丝数被锁死的账户。“我问了一下微博的负责人，他承认说他们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人出现在影响力排行上”，她说。2013年11月，网络审查屏蔽了华尔街时报中文网，一同被屏蔽的还有路透社，原因是存在政治敏感的报导，尽管没有说明是哪一篇。（其他一些外媒，比如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中文网站早在2012年就已经因调查中国领导人的不当收入而被屏蔽。）

随着女权五姐妹的被捕，袁莉也和其他人一起在微博上表达自己的愤怒，并且开始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08到15年我住在中国，这几年我一直对这个词感到不太舒服，因为我自己就是个教科书式的女权主义者：单身，没孩子，让其他一些男人感到害怕”，她说。她说“女权主义”这个词在中文中包含贬义，在她的一些文章下面——比如关于中国投资行业和科技行业中的性别歧视的文章——经常被骚扰者使用，“中国的男人都认为女人已经很有权力了。他们说‘中国没有性别歧视！你怎么会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不平等？’”袁莉说。

“中文里有一个词，叫大男子主义，有的人经常管我叫大女子主义”，她说。当她接受中国科技版专栏作者的工作、搬去香港后，她反思说，自己长时间不把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可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的一些朋友进了监狱。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应该很骄傲地使用这个标签”，袁莉说。2018年4月，她被纽约时报聘为亚洲科技版专栏作者。她仍然在微博持续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她不再将之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 ##~ 尽管网络审查和监控技术日趋完善，女权主义活动者仍然在线上线下探索保全和发展女权主义运动的新方法。女权之声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社交媒体。其创始人吕频表示，中国年轻女性越来越多地认同为女权主义者，这与女权之声在微博上从2011年起不断为女权主义发声撰文不无关系。（女权之声账号已与2018年被微博删除。）

1994年，吕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搬到北京。1995年，在北京举办联合国妇女大会前夕，吕频成为了中国妇女报的记者。中国政府将会场设置在了北京远郊的怀柔，但这一记者身份给了她近距离接触世界妇女大会的机会。当时，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当时中国没有互联网，所以公众都对发生了什么了解很少”，吕频说，“联合国妇女大会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但它只对很少一部分人开放。”这一部分人大多数是政府官员和跟妇联有关系的职业人士 。吕频说中国妇女报是“联系共产党和妇女的桥梁”。她的同行记者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文章表达女性的需求，但她们也必须进行党的宣传工作——“这两种工作有时候很矛盾”，她说。比如，如果要写一篇关于农村妇女生活在贫困之中的文章，她们同时也必须描写党如何帮助这些妇女战胜困难。

而与此同时，她经历了一次个人层面上的觉醒。尽管必须在中国妇女报上进行宣传工作，她同时也大量阅读女权主义理论。同时，她开始了与男友数年的同居生活。“一开始我觉得我和其他人一样想要结婚”，她说。但当她和男友在感情生活中遇到问题后，她开始反思自己如何能将自己对女权主义的政治热情和自己的个人生活相结合。这时她愈发发现自己不愿结婚，不仅是不愿跟自己的男友结婚，也不愿跟任何人结婚。“逐渐地我意识到我其实不喜欢其他人，我也没有结婚的愿望”。已经订婚的他们撕毁了婚约，吕频也开始谴责整个婚姻制度。他认为婚姻压迫了女性，把女性变成没有工资的劳工——尤其是在中国，已婚妇女的法定权益经常被侵犯。

2004年，吕频离开了中国妇女报，加入了非政府组织“中国妇女传媒检测网络” （Media Monitor for Women Network）。在这里，她可以更直接地在媒体上谈论性别歧视问题。2009年，微博创立，而吕频在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平台女权之声（当时叫做女声报）。女声的报导覆盖面极大，从家暴受害者缺乏帮助，到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到性骚扰问题。起初，女声获得的公众关注并不多。他们在2010年开设了微博账号，但起初并不活跃，只有几百粉丝。2011年中段，吕频和她的同事决定通过更频繁报导女性权益问题吸引更多观众。8月，中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对婚姻法的最新解释，而这一解释颠覆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即婚后共同财产。1950年的婚姻法赋予了女性平等的财产权和其他诸如离婚自由等权利，但新的用词模糊的解释则特殊强调婚后财产所有权属于产权证上的名字，而这个名字一般都是丈夫的名字。女权之声发布了一系列对这一解释的详细的法理批评，表示这是已婚妇女财产权的巨大倒退。律师李颖（音译）表示这一新解释让婚姻法成为了男人的法律，由于产权证上的名字一般都是丈夫的名字，这意味着丈夫在离婚是自动获得了婚后的共同财产。女权之声也发表了一系列已婚妇女的评论，她们都对失去自己理所应当拥有的财产表示惶恐。

在女权主义活动在街头出现时，女声的微博账户经常发布关于妇女权益的照片、评论和文章，这就包括2012年广州抗议大学录取性别歧视的“光头姐妹”行动和肖美丽从北京到广州为反性骚扰发声的徒步行动。最终，截止2018年被禁之前，吕频的团队在微博上吸引了超过18万粉丝，在微信上则超过7万。尽管由于中国政府对“女权”一词的污名化，她们的粉丝数仍然远不及微博上其他大V，但这还是表达了公众对女权主义思想的关注。 ##~ 五姐妹被捕之后最大的反响来自于中国的大学生们。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郑楚然的校友们——勇敢地在一封公开的声援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被拘押的五姐妹的支持。这封声援信最早发布于微博和微信平台，随后当它被删掉之后，学生们通过其他秘密途径将之传播。声援信写道：

关于女权主义和反对歧视的话题渐渐在许多小圈子里兴起，虽然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的热门讨论，但已经足够鼓舞人心。[4]……在当下随处可见的歧视女性，物化女性的社会环境中，郑楚然和她朋友们的行动充满了积极的力量，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中山大学应该为教育出这样有理想和情怀的学生而感到荣光。

中山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中有近百人签名联署了这封声援信，随后校方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处分，在他们的档案中记过。

声援行动还扩散到了其他一些学校，直到有关部门开始对千名学生展开内部调查。广州大学的学工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通知：“有消息称十所高校的学生签署了一封声援信。请各部门立刻进入学生圈子和课堂内部展开调查，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纽约时报的记者迪迪.克里斯汀.塔特罗（Didi Kirsten Tatlow）报道说，广州的这些签名学生们被叫到学校，学校领导与他们进行“指导”性会面，警告他们会在档案中留下恶性记录，妨碍他们未来的教育和工作前途。警察和国保被派遣到校园。如果学生发布了声援五姐妹的信息或是为女权主义活动志愿工作，他们就会遭到恐吓和审问。

浙江大学的博士生猪西西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的目标。当她听说杭州警方拘押了女权五姐妹中的武嵘嵘时，她提出自己可以在自己学校的寝室里藏匿一盒为妇女节制作的反性骚扰贴纸。然后，在2015年3月7日，她接到了一个国保打来的电话，问她可不可以见面。她找了个借口不去，关掉了手机，决定自己要和其他城市的女权主义运动人士一起暂时躲起来几天。

猪西西当时27岁，2012年，当她从武汉大学获得的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时，她就成为了一个富有热情的女权主义活动者。那一年，她参与了反对中国公务员考试中针对女性的特殊体检的活动。当时她和一群年轻女性一起，站在当地政府的人力资源部楼前，下半身穿着纸板做的内裤，在两腿之间用巨大的红叉划掉了“体检”两字，并举着诸如“不要盆骨检测”、“不要月经问题”等标语。她们表示，针对女性的体检是性别歧视，也违反了关于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法律。

在那以后，猪西西搬到杭州，开始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她和武嵘嵘成为了好朋友，并且经常为武嵘嵘创立的蔚之鸣进行志愿工作。在杭州市外躲藏了一周之后，她认为自己可以尝试回到校园，看看国保人员是否能放她一马。由于她是全职学生而不是女权公益组织的职员，她认为她会有更多的自由。

但当她回到杭州、打开手机之后，她立刻接到了来自她辅导员的电话。她的辅导员把她叫到办公室，从他的表现看，他显然收到了上级的指令，要对猪西西严格处理。

“你为什么整个一周都不在学校？你有哪些熟人也不见了？谁组织的这个性骚扰的活动？”

猪西西礼貌地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了一会儿，辅导员就让她走了。但随后她接到了一个来自国保的电话，要在校园里跟她见面。她同意了。这位国保来到了辅导员的办公室，拿出了武嵘嵘被捕当晚从蔚之鸣没收的反性骚扰贴纸和其他一些宣传册，就好像这是从犯罪现场收集来的证据。

这位国保尤其对一张照片感兴趣。照片上，猪西西在武汉反对公务员考试中性别歧视行为的示威现场，抱着肩膀站在队伍前。他告诉她仔细看着这张照片。“这是你吗？武汉这个活动是谁组织的？当时还有谁在那儿？”这位国保要求猪西西在一张认罪书上签字，这张认罪书表示有十二个人参与了这个活动。猪西西表示当时没有那么多人，拒绝签字，要求对方减少这个人数、并且中和认罪书上夸张的语言。对方同意了，让她签了一份修改后的认罪书，然后才释放了她。

猪西西给朋友们打电话，然后失望地发现国保和辅导员们对每一个过去几年里进行过任何女权主义志愿活动的学生都进行了审讯。她忽然很害怕自己会被再次审讯，而自己的证词会被用于司法起诉被拘押的五姐妹，所以她决定再次离开杭州。

四月初，五姐妹被拘一个月之后，猪西西的博士导师联系了她，要求她回到学校，否则她可能会无法顺利完成学业。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她在课外的女权主义活动还不至于影响她的成绩，但她“需要小心”。猪西西回到学校，她的辅导员则再次要求与她在办公室见面。这次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不能完全配合公安部门的，学校可能会被迫开除你。”当她来到辅导员的办公室时，上次那个让她签认罪书的国保也在场。这位国保再次询问猪西西她的女权主义活动，以及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你为什么选了这么个题目？这跟你之前从事的反家暴的社会活动有关系吗？”这一次猪西西没有被吓住。她不会因为一个男权主义的国保就更改自己的论文题目，她想。

2017年6月，据南华早报报导，中央巡视组批评了浙江大学，认为浙大“政治工作不力”。9月，浙大发布了通知，要求教师和学生在网上发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公众舆论，并表示宣扬社会主义的网络言论如果影响力大，可以在科研成果统计、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中等同于核心期刊发表。浙大党委宣传部部长应飚表示这一新政策将会有利于进一步实现习近平“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的目标。 ##~ 即使中国政府在全国的高校内部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仍然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利用社交网络传播女权主义。而关于女性权利的争论也不限于汉族女性。年轻的藏族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微信发声，诉说她们在汉族主导的中共政权之下以及在藏族社会的男权主义之下的双重压迫。

学者Seagh Kehoe分析了2016年的一篇热门微信文章在藏族女性中引发的讨论，这篇有关于 “消失的‘高原红’”的文章指出，高原地区原有的红色肤色正在消失，新的审美取向逐渐向汉族的白皙皮肤靠拢。“在这个审美标准日趋统一的时代，许多年轻的藏族女性选择使用美白产品，配上亮红色的嘴唇，并经常一轮一轮无穷无尽地减肥，导致身体吃不消”，由Kehoe翻译的一篇藏族女性所写的文章表示。“对那些仍然保留着高原红的人而言，文化让路给了外貌带来的尴尬和不安。”Kehoe认为，这些女性在微信进行的关于整容和“去除高原红”产业的讨论体现了“藏族在汉族文化和国家阴影下的内在矛盾和困境。”

维吾尔女性也在微信上形成了活跃的群体，而这些小组的主要成员是母亲们。学者Dilnur Reyhan写道，这些维吾尔女性不让男性加入她们的微信群，以防其看起来像政治组织。这些女性的讨论包括各种前沿问题，比如“世俗化和宗教对于同性恋的意义……以及其他国家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以及维吾尔身份认同的未来”，Reyhan写道。乌曼（音译），一个维吾尔族网民，发起了一个“自由青年”微信群，支持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群体。但2016年起，新疆信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开始强硬地在网络上打击维吾尔族的活动，这些维族的微信群也都被关闭。

2016年3月，女权五姐妹被捕一周年之际，由于有太多的女性在微博上自称为女权主义者，微博不得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禁止在用户名里出现“女权”字眼。女权主义的微信群被匿名的管理员警告要当心自己的行为。广州的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和以为律师一起因微博删除女权账号而起诉微博，但北京和广州的法院都拒绝审理此案。几个月后，微博悄悄地重新激活了这些之前被封的账号。

随后，2017年2月，女权之声的微博账号被禁封了30天。这很可能与女声先前发布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报道了美国的女性在3月8日当天罢工以抗议新任总统特朗普。女声发布了微博给她们的通知：“您好，由于您最近发布的内容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您的账号将被停用30天。”女权之声的创始人吕频认为微博是在用这篇文章警告越来越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她表示，中国政府需要如此严厉地镇压女权主义的社交媒体，表明女权主义者成功地表达了女性的迫切需要，并触动了主流公众的神经。

“女性一旦经历了女权主义的觉醒，不再相信中共的宣传，她们就不会再回到原来了”，吕频说。在女声于2018年被禁之前，她相信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们有组织、有灵活性、有热情，正成为近年来最有力量的社会运动。“大多数中国人权运动人士没有很多的支持者，他们基本都是独立的，也是孤立的，并且他们（被捕后）就失去了动员群众的能力”，她补充道，“而女权主义运动不一样。我们有广大的支持者群体，也有更多的需求。”

现在，女权主义者不再需要带头之处中国的男权现象，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普通的女性——以及男性——都能够更加直率地批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2016年4月，一家和颐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一个男人抓住一个女人的脖子和头发，将她拖过酒店的走廊。这为女性最终逃脱，兵将视频发布在了微博和优酷上。视频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点击，以及无数愤怒的评论。关于这次侵犯的公众舆论压力迫使北京警方抓捕了施暴者，而宾馆随后为自己安保和服务方面的不作为做出了道歉。

2016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一所以女生为主的学校——的一位学生在微博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详细记录了过去十年里至少六十起校园性侵案。其中一起案件涉及学校的以为副院长，他曾经对女生实施暴力和性侵。在2017年的一次类似于后来的#MeToo运动的行动中，中金公司，一家中国顶级的投行，因性侵实习生而对一位高级分析师进行了停职处分。该分析师被微博用户指控对女下属发送色情骚扰短信。

然而，只有当网络不受严格控制时，女权主义的信息才能被更多人看到。在美国，当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杂志发表了深度调查好莱坞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安检的文章后，由塔拉娜.博克发起的#MeToo运动得以广泛传播。然而中国缺少新闻自由，加上网络审查，导致新闻媒体无法进行和发表类似的调查。

尽管如此，在2018年1月，中国的#MeToo运动还是得以开展，表现出了女权运动不同寻常的生命力，而这在全球信息交流的时代，对中国的男权主义的领导者们造成了特殊的挑战。女权主义运动者，以及数十所大学内数以千计的学生，无视严酷的网络审查，抓住了#MeToo运动的全球浪潮，号召终结校园内的性侵行为。

这场#MeToo运动迅速动员起了70多所学校的超过8000学生和校友，展示了中国的年轻一代“被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所激怒”，吕频在一篇写给中参馆的文章中写道。“在对抗审查和让参与者发挥自身价值上，这场网络游击战远比有组织纪律的社会运动要高效得多。”

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就向自己的母校上交了一份Me Too的请愿书：“鉴于高校性侵的严重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发声。中国的高校必须建立起防止校园性侵的有效机制”，她在给中国传媒大学的信中说。[5]肖美丽的请愿信几乎在其在微博和微信上发布之后立刻就被网络审查所删除。随后，几位在请愿信上签了名的女性表示其母校的辅导员对一位教授施加压力，这位教授随后联系了她们，询问她们这次关于Me Too的请愿活动是否是有“境外敌对势力”资助的。

2017年5月，人民网发文警告说“境外敌对势力”在利用“西方女权主义”干涉中国的妇女问题。此后，这种关于“境外势力”的问题越来越多。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妍曾表示说从事妇女工作的党员干部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必须紧跟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防范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 尽管有这些困难，关于停止性侵的号召还是蔓延开来，并从高校扩展到了女工群体。2018年1月，一位匿名的富士康流水线女工不堪男性工人的持续性骚扰，在关注女工权益的网站“尖椒部落”上发文，“我是富士康女工，我要求建立反性骚扰制度”。她表示她是受到中国其他女性反抗性骚扰的启发，想要“反对不公正、不作为的制度”。她要求雇主建立受害者投诉的平台。“我们呼吁更多的男性关注自己姐妹的处境”。

随着对#MeToo标签的审查逐渐加强，女权主义者琪琪（音译）想出了用表情符号替代文字标签的 主意，用米兔的表情躲开网络审查。

随后，在2018年3月8日晚，庆祝挖年国际妇女节之后，微博采取激烈行动，关停了女权之声的账号。一天后，微信也关停了女权之声的公众号。女声被禁封的同时也是女权五姐妹被捕三周年。此时，微博和微信都注销了大量发文要求恢复女权之声的账号。2017年，微博关停了女权之声一个月，而在2018年，这一账号被永久禁封，直至今日。

女权五姐妹之一李麦子的微博账号已经被注销，因为她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去世当日，2017年7月13日，发了一个蜡烛的表情。（李麦子随后注册了另一个账号。）2018年，中国已经发展出了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监控技术——包括人脸识别和虹膜识别，将国家安全机构的管控范围扩张到了个人生活的层面，意图建立一个数字时代的专制社会。 ##~ 2018年4月，坚持不懈的学生们仍在全国各高校发布米兔的相关内容，要求校领导停止给性侵和性骚扰案件洗地。在北京大学，八位学生向校方申请了关于高妍事件的信息公开。高妍，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在1998年告诉家人和朋友她遭到了语言学教授沈阳的性侵，随后自杀身亡。沈阳此时已经离开北大前往南京大学任职，并否认该项指控。然而北大承认曾在1998年因沈阳发展“不当的师生关系”而给予其警告处分。

申请信息公开的一位学生，岳昕，表示她的辅导员找来了她的家长。4月22日晚上，她神经紧张的母亲来到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宿舍楼，警告她不要再提及这个尘封21年的强奸案。岳昕随后被和母亲一起送回家中，但她持续在网上发布信息，向外界公开她所受到的恐吓。“辅导员和母亲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强行将我叫醒，要求我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时间相关的资料，并于天亮后到学工老师处做出书面保证不再介入此事。”

辅导员警告岳昕，她的活动可能被视为“颠覆”活动，并且她与“境外势力”勾结，必须面临刑事指控。岳昕写道，她的母亲在与学校领导会面后非常害怕，威胁女儿说要自杀。

北京大学的其他学生对自己同学的不公正遭遇感到愤怒，在三角地的宣传栏上张贴大字报，声援岳昕。署名“湖底群魂”的大字报问道，“有司诸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并表示自己同学的行为与“百廿年前的五四先辈”相通。他们的行动让人联想起1978-79年期间的民主墙，以及1989年学生领导的民主游行，而这次游行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以军队镇压收场。校警很快撕掉了这张大字报。第二天，校方在三角地加设了监控摄像头。

官方警告媒体，“不要报导北大信息公开的事件……所谓的声援内容不得在个人微博账号间转载”，一份被泄露的审查文件写道。但支持者们无视网络审查，继续传播学生们的文章。为防止审查，他们用图片的形式发布这些文章，将文章涂花或倒置，甚至用编码形式发表。

由于交流的障碍越来越多，吕频相信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需要在海外建设自己的大本营。因此，她致力于开辟在政府干预之外的新战线。她认为自己在自我流放中可以为这场困难重重的运动做出更多贡献。在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捕后，她成为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随后获得了纽约州立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同时，她和几位合作者一起，在美国建立了中国女权组织（Chinese Feminist Collective）。

“尽管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反对党，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党认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现在需要进入运动的对抗阶段了”，吕频说。她利用自己在纽约的新基地可以比以前在中国官方的监控下更自由地说话。她希望在国外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因其更自由的言论，对国内而言可以成为有用的资源，也可以为女权主义招募更多的活动者。尽管很多活动者在出国之后丧失了跟国内的社会网络的接触，网络仍然让与国内的交流变得容易了一些（哪怕是一点点）。对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而言或许尤其如此，因为女权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支持者群体，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和各种加密平台，也有着较高的跨国合作能力。

“如果我们不在美国建立这个组织，中国的女权运动就太被动了”，吕频说。“我们的核心人士的地位尤其脆弱，我们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来，会再把我们中的哪个抓起来——这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的事。”

[1] 原文为Big V。但“大V”一词在中文语境下已与“公知”一起被污名化，成为贬义词，此处翻译待商榷。

[2] 原文为agitator on the sideline，此处语义存疑。

[3] 此处原文疑有误。《环球时报》的确曾发文评价网评员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等，也曾发文鼓励大家勇于做“五毛”、乐于做“自干五”。但“五毛”一词的出现远早于《环球时报》的任何一篇文章。译者考证，网评员首次曝光是在2006年，当时合肥市委网站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及网络评论员制度，表示此种制度值得学习。“五毛”一词随后出现。

[4] 这一句实际上是中国数字时代网对该声援信的新闻报道中的内容，不是声援信原文。后面一句则是声援信原文。

[5] 该信未找到原文，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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