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Chap.3拘留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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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拘留与释放
在2015年的国际三八妇女节，女权五姐妹五人正式被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刑事拘留。其中，武嵘嵘先在杭州被逮捕及拘留，并在那儿接受了政府提供的医疗检查（a medical examination），第二天被送往北京。(译注：被抓捕的时候，她随身带着病历、体检指标和几种药，都是按照医嘱定时服用的，尤其是一种叫“恩替卡韦分散片”，不能随便停药，否则会有一定危险。)之前的几周里，因为罹患慢性乙型肝炎，她一直在杭州住院治疗。所以，当她的这次体检结果显示出了异常症状，有关人员先将她带去了北京的公安医院，并要求她带上沉重的脚铐以防逃跑。
他们坚持要医院收她入院，但医护人员称没有免费的病床。“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把犯人带过来，你们却没做好安排！”安全部门（security agents）冲医院人员吼叫道。他们又把武嵘嵘带回了海淀看守所，在那里，看守她牢房的警卫（guards）直接假定，武嵘嵘被医院拒之门外，是因为她是个惹事的（troublemaker）。 “她是个政治犯，别跟她说话，”警卫对她的监友们说。”
到看守所后，警卫摘掉了武嵘嵘的脚铐，但没收了她的眼镜，要求她睡在地板上。安全部门每天能审问她三次，每天的最后一次总是安排在半夜。她不断对看守所和提审者们提示，她患有乙肝，需要药物治疗，晚上睡觉不能被打扰，但均于事无补。
武的多次审讯被录像，但为了吓唬她，男性审讯人员往往在按下录制键前先大声侮辱一番。
“如果不是你在中国喊着要什么女权，毒害年轻女孩，我们现在还能像以前一样三妻四妾呢！”（译注：据中文媒体报道，直接引用部分应该是“你这个人渣，就是你这个人渣，毒害女孩，以前男人都可以三妻四妾的，现在我们被你们害苦了”）
有时候，威胁更为直接。
“你要不招，就把你捆着关到男号子里去，让他们轮奸你！”
这些男性审讯者让武嵘嵘感到非常恶心，以至于已经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健康安危（well-being）了。但当有关部门（security agents）发现轮奸威胁已不奏效，就开始转换策略，搬出她的家人来。
他们说了一些关于她四岁儿子的事情来恐吓她，具体内容她不希望被登出。
这对武嵘嵘而言太过难以承受。她开始不受控制的啜泣，无法说话。当审讯人员发现情感摧残奏效，就把她带回了牢房。那一晚，她无法入睡，身体瘫痪，神经衰竭。
她想起了另一位女性运动人士（activist），曹顺利。因为在国家外交部门前组织抗议，要求中国在人权审查工作中允许公众参与，她在2013年9月被当局抓捕。曹顺利以寻衅滋事罪名被起诉（给女权五姐妹安插的也是这一罪名），患有肝癌和结核病却无就医权利。2014年3月，在陷入昏迷状态后，她被紧急送往医院，几天后离开人世。“我没法吃药，看不了医生。”武嵘嵘想道，“我就要像曹顺利一样，在这儿死了。”
不久后，武嵘嵘开始吐血。但直到3月16日被批准会见律师，她的就医请求都没有被任何人理会。
王曼——女权五姐妹中的另一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也不被允许接受药物治疗。她来看看守所时，security agent把和她存在电脑和邮件里的全部资料有关的东西质问了一遍，而这些资料他们早已翻看过了。
“坦白吧！你被外国势力利用了！”他们冲她叫喊。因为她所在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欧盟的资质，她还被怀疑是间谍。
后来，作为家中独子的王曼还得知，拘留期间，政府人员也在骚扰她母亲。一位工作人员甚至录下了母亲敦请她放弃律师权、坦白罪行的一段视频。这些人还告诉她，父母已经因为担心她而生病了：“你怎么能这么不孝、自私？你让你的父母糟了多少罪！”他们曾长时间找王曼父母长会谈。
每天晚上，当审讯结束，王曼彻底清醒地躺着，回想所有这些指责，想弄清她是不是可能做错了些什么。一个星期后，王的脸突然变白，她的监友们向警卫报告说她需要看医生。她接受了体检，拿到了一些神秘的药片，然后被审问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警卫缚住她的脚踝，将她带到公安医院，接受了静脉注射。
晚上，王曼被绑在病床上，白天，审问继续。security agents要求她在一份认罪书上签名，被她拒绝。她感到心烦意乱，已临近崩溃边缘。一位医生终于给她做了检查，并告诉agents，不能再这样审问了。3月20日，王曼的律师发布一份声明，称由于连日长时间审讯，王曼的心脏有了问题（或译为“王曼的心脏开始出现负担“），根据中国的人权规定，律师写道，“虽然她的情况得到控制，脱离了危险，但是已不适合再被拘留。”
“被判入狱的第三位女权主义者是广州的郑楚然。三十七天的拘留也给她的健康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她用方言俚语“扑街”形容被监禁时的心态： “在广州，我们说一个人在路上走，一不小心，突然趴倒在路中央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状况。”她不小心，然后突然她在一个可怕的情况下躺在街道中间，”她解释道， “我感到惊慌，觉得就要疯了。”
她并不像李麦子那么“强硬”，作为对看守人员威胁和羞辱的回应，麦子会不断嘲弄他们。郑楚然很为父母担心，security agents利用了她的软肋：“你会被以间谍罪起诉！你父母也会是间谍，一辈子都被监视。我们现在就派警察去找他们。“
警察到底对她父母做了什么？郑楚然没法知道，被没收了眼镜之后，她看不清审问者的脸部表情，让威胁显得更为可怕。后来她才知道，警方对她广州家中父母的骚扰很大程度上地被她地男友和劳工界支持网络的伙伴们挡了过去。
之后，agent又告诉她，她的女权姐妹武嵘嵘因为乙肝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从那以后，郑楚然在每天审讯中都会没法控制地大哭，一些年长的狱友见状，实在不忍心，开始像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她。不久，由于压力，她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她无法入睡，又经常被看守所半夜叫起来值班做工。虽然这位健康的姑娘只有25岁，但她的膝盖开始发僵，她一动，就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长期焦虑下，她的心跳也变得更快。
郑楚然担心自己会变瞎，因为视力很差，她得一直眯着眼看东西。她终于克服了自刍（self-doubt，或译自我怀疑）和内疚，毕竟是她提议派发反性侵的贴纸的。如果她当时把这个提议留在心里，大家就都不用遭受这些痛苦和虐待了，她想。
与无法就医和对亲人的威胁同样糟糕的，是不知拘留何时是头所带来的恐惧。韦婷婷最初认为几天就能出来，所以能够情感脱离出来，她尝试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观看自己的经历，将拘留视为一场田野调查。但在得知拘留比想象中的几天要长的那个时刻，她突然被审讯逼入了一种焦虑状态，极度无所适从（disorientation，或译迷茫），因为被没收了眼镜的她几乎失明，根本不知道牢房外在发生什么。很快，一听见手铐喀哒扣在金属门上的声音，她就会习惯性瑟瑟发抖（freezing），即使正与狱友谈话时也一样。“一听到我牢门的声音，我就知道又要被提审了。如果轮不到我，警卫就会一直往前走，我才能松一口气。”
五姐妹中最后一位、也是最有战斗精神的李麦子，在最初一周的审讯中几乎不说话。她只是讥讽地对着agents笑，他们会攻击她的“拉拉”身份——也就是同性恋——管她叫婊子。“你可以尽管叫我脏女人、妓女、同性恋，这一点儿都不会伤到我。”她说。
“他们说李麦子‘不孝’”。“你父母那么穷，而你做女儿的这么坏，一点都不知感激。”在直接开始威胁她父母前，他们这样冲她喊叫。srcurity agents要求李麦子的父亲给被拘的女儿写了封信，力陈她的错误（bad behavior），敦促她放弃女权行动（feminist activism）。但一读到信，她就马上从扭曲、夸张的语言——比如要求她“彻底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意识到，父亲不过在抄写口授的套路模版。
有一次，agent把她带到一个特殊的审讯间，里面有一个强光灯，在离她眼睛很近的地方照射，让她无法睁眼，眼泪一个劲往脸上掉。在被强光照射得睁不开眼的时候，agents告诉她，她是为“境外势力”做事的间谍。
“什么！我在争取性别平权，你说我是个间谍？”李麦子说。
“你是颠覆国家政权的间谍！”agents答道。
一开始，security agents说她会被起诉五年刑期，她还没受到什么冲击。她盘算着，五年后还年轻，在监狱里还可以学习中国刑法。但当用来威胁的刑期被延长到八年甚至十年，她开始不镇定了，拘留开始变得充满压力、单调乏味。
“有时候我觉得被关在牢房里是这么不舒服，甚至期待被带去审问。被关起来非常无聊，整天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但每次被审讯，我的心脏就开始很紧张地跳动。”她说。她开始设计平缓心绪地策略，“我每天重复三件事：‘’坚强，勇气，忍耐。’我在每天早上、每次被叫出来审问时、每天晚上睡觉前对自己说，”她说道，“我通过这样心理暗示，捱了过来。”
##~ 所幸，女权五姐妹背后汇聚了全球团结的声浪。武嵘嵘的律师发表了声明，指出她迫切需要医治。她的丈夫公开了她2月份12天住院期间的医疗记录，一个北京医生还对这份单子展开独立审查，指出若不每天接受治疗，武嵘嵘的肝脏即将衰竭。十六位支持者给看守寄信施压，要求为武嵘嵘看病。他们被抓起来关了一天。但施压似乎有效，security guards最终承认她病情严重，将她转移到公安医院治疗。虽然，即使在医院里，每天下午6点到清晨6点，武嵘嵘也被拷在病床上，在晚上解手的时候，她得拖着病床，连着脚铐，一块儿走到厕所去，结束了再把它们拖回来。
与此同时，全球针对女权五姐妹被捕的呼喊一波接着一波，支持者们加入了#释放五姐妹（#FreeTheFive）的运动，在街头发起抗议，指责中国政府对女权行动者的迫害。在四月初，女权五姐妹看起来要被推入刑事诉讼了：她们原先“寻衅滋事”的指控升级到了具严峻刑事性质的“扰乱公共秩序罪”，这意味着高达五年的刑期，有时还有加重情节。虽然对于关于侵害人权的外界压力，中国政府总看起来不为所动，但它也不时通过释放个别异见人士或允许他们出境（“驱逐”）作为回应。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中国当局决定释放女权五姐妹背后的确切原因，但或许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边在纽约准备主持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活动，一边关押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这样刺眼的虚伪太损国家形象了。
在被拘留37天后，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拘留期已届满，对于五姐妹的指控依然没能成立。律师要求释放被捕者。在4月13日晚间，北京当局突然宣布，五位女权主义者会被马上释放，取保候审“待进一步调查”。她们被标签为“刑事嫌疑犯”，针对其“扰乱公共秩序”罪名的调查仍在继续，在一年内禁止若不获政府允许，不得出境。此后，虽然得到了官方释放，骚扰依然继续，并马上开始。
在武嵘嵘于北京释放的当晚，几位agents带她到了机场，要求她在过安检时闭紧嘴巴。
“如果在机场有人跟你说话，直接别理，让我们来讲，”一位工作人员（agent）教她。在飞机落地杭州后，他们驱车带她直接去了公安局，一位agent开始摄像，让她对着摄像机，问她问题。
“武嵘嵘，拘留期间，我们对你不错吧？你有没有按时就医吃药？”在security agent的包围下，对着镜头，武嵘嵘担心对拘留经历说任何坏话，会没法回家，所以她咕哝着说：“是的，我被对待得挺好。”
她还在镜头中承诺，之后都会听当局的话，这让她之后日渐抑郁。
她想愤怒地大叫：“你们这些人毫无缘由地关了我37天！你们让我睡地板上！你们让我强制停止用药，我可能会死！”
依然，她闭了嘴，说了agents想听到的话。
“武嵘嵘，你还会再做什么行为艺术吗？”他们又问。
“我今后之后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武嵘嵘机械地说，看着转动的镜头，她感到愈发恶心。
当政府来局子里接她时，agents要求他签一份承诺书，保证他的妻子武嵘嵘不会再做“危害”社会的事情。“如果你妻子再做这种事，我们就来找你算账！”他们中的一位说道。武嵘嵘感到更糟了，这一顿训冲着她丈夫去，就好像她不在场一样。为什么要为她做的事情去威胁他？
在武嵘嵘内心翻江倒海的同时，丈夫却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家庭团聚了！在被拘期间，他们的儿子已经4岁了，儿子见到她欣喜若狂。武嵘嵘时常间歇性时刻哭泣，但儿子还太小，无法察觉到她已经创伤如此。
女权五姐妹的名号变得这么出名，武嵘嵘的个人生活已公之于众，因此许多支持者也获知武嵘嵘儿子将满四岁。祝福卡片淹没了他，祝他生日快乐，祝母亲平安。 “妈妈，为什么这么多不认识的人给我寄生日卡片？”儿子问武嵘嵘。
“因为妈妈是个好人，他们喜欢我，也喜欢你，想帮你庆祝生日。”武嵘嵘告诉儿子。这让儿子非常开心。
但最糟糕的还没来。
被释放不到两周，北京的国安又来杭州审问她了，让她别告诉杭州方面（理论上，在杭州管辖范围内找人，必须知会杭州国安局）。国安带她去了一个私家旅馆，一进门，她就被恐惧感包围：黑色的窗帘被全部拉上，灯光昏暗，几张长桌让房间看起来更像北京看守所审讯室的布置。国安向她了解陆军，非政府组织益仁平的创始人，有意让武嵘嵘把陆军描绘成女权“颠覆”行动背后的总操手——就像北京看守所人员做的一样。她拒绝了。
他们冲她大吼大叫，咒骂她，暴怒非常，简直失去人形。他们好像变成了咆哮的野兽，站得离她非常近，连吠好几个小时。他们让她三次跪下叩头——中国传统中表示对长辈或皇室效忠的姿势。在北京看守所里时，她也从未被吓得这么严重。武嵘嵘开始哭。“你继续哭，我们就不让你走。”他们说。
八小时后，国安放走了她。武嵘嵘独自在夜路走，感到被抛弃，迷失方向。她觉得仿佛一个幽魂，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她徘徊在路上，往来车辆的大灯照射在她的身上，武嵘嵘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被一辆撞倒。突然，电话响了，是丈夫。她冲着电话，只是哭。
对于在北京看守所遭待遇的细节，因为担心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多麻烦，武嵘嵘从未对外公布。但是在那晚被禁闭八个小时的休克经历（a state of shock） 之后，她无法继续压抑自己，不去回应这些朝着自己来的围猎者（原文是scream at the captors）。沉默让她窒息，再不对外界诉说实情，她感觉就快死了。于是她联系了在浙江大学读研究所的朋友zhu xixi，请她把这一次可怖审问的情况散播出去。“我觉得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了，明天如果你没有听到我的消息，代表着我已经死了。”武嵘嵘在一份声明中写道。zhu马上把它寄给了律师及女权社群，由他们发布到社交网络上。“要么让我变成一个能被任何事吓到要死的人，要么让我选择抗战，重获自由。”武嵘嵘在之后解释说。
女权五姐妹中的另一位，郑楚然，也在被国安送她飞回广州后感受到严重的创伤。她仍处在深度的冲击中，好几周缓不过神，害怕独处，几乎完全意识不到她已经不再被关着了。每次听到敲击声，她的心跳就会加快。她害怕再被关起来，夜晚让她恐慌，那些模糊影像会让她又想到看守所的审讯者。而国安还不断找她去“吃个饭”、“喝茶”、“聊一聊”，或者打电话来继续追问，让她的情况更为恶化。虽然不再威胁或直接审问了，但他们持续使她处在了一种高度焦虑状态之中。她害怕任何对她提供支持的朋友也会马上被国安抓走。
郑楚然认为自己处于了一种斯特哥尔摩综合症之中，也就是说她力图适应国安人员传达的要求，尽职地表现出某种角色。“他们努力把我转变为一个顺从的国家的子民，在多种意义上来说，这比他们在拘留期间对我做的其他一切都要恶毒。”在香港的朋友帮她安排了心理咨询师，来帮助她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慢慢地，她开始想象要对每一个折麽和羞辱过她的男人展开报复。之后，她拿自己曾经的“复仇幻想”打趣，但很显然，通过允许自己走入在经历不公正后所产生的暴怒，并表达了这种情绪，她的创伤确实得到疗愈。
到了夏天的末尾，郑楚然与男友成婚，并认为可以重新投入工作了。尽管，她也答应了父母，在政府解除对自己的刑事指控前，不参与任何女权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到了2015年年底，她计划拜访北京，但是一个国安找去了她婆婆家，以开展常规计生人口检查的名义，了解郑楚然的行踪。这把她惹急了，给主管监视她的国安头子打电话：“如果你要什么，就直接来找我，别骚扰我婆婆！”她生气地说。但这趟上门拜访还是发挥了效果：告诉郑楚然的大家庭，当局把她看得紧紧的呢；她还是一个刑事嫌疑犯呢；任何和她有关的人，也都不能幸免于骚扰。
在4月13日半夜被释放后，王曼被看守所人员开车送去了父母在天津的家，凌晨2、3点才到。几个小时后，在王曼刚以为什么磨难都终于过去了的时候，天津有关部门又派出新的人，把她带去一间咖啡馆里没有窗户的私密小间，也和北京看守所的审讯室设计得十分相仿。然后审讯又开始了。“我生病了，心脏有问题。”她恳求说，“请让我歇一歇！”最后，当局的人（agent）终于让她走了，担心她心脏病突然爆发。但没忘记先用下一次审问来吓唬她：“我会再来找你的。”其中的一位威胁道。
这并没有发生。王曼估计，他们很惊讶于五姐妹得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有些退缩。但天津有关部门还是时不时给王曼的母亲打电话，警告她，不要回答媒体任何有关女儿的提问。到了北京，警察恐慌王曼的室友，要求房东把王曼赶出去，因为她有“案底”在身。没办法，王曼只好回天津跟父母住。
在王曼的经历中，最痛苦的部分，在于往日的许多朋友离自己而去。在个人交际圈中，与她联系最紧密的那些大多数处于公益领域中发展工作的圈子，而非女权社群。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觉得王曼的行为太激进了。虽然他们也说政府逮捕她是不对的，但依然认为王曼自己负有一定责任。“许多我往日最为信任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师——根本无法理解我经历了什么，甚至不想再跟我扯上任何的关系，”王曼说，“我完全理解他们经受的压力，但这太痛苦了，对我而言太难承受了。”
于是，王曼失去了工作、住所、日常交际圈，在北京独立生活的她还会接到负责监视她和她母亲的国安工作人员的定期来电。让她被拘捕的事件不断在她的脑海中回放。或许和之前所想的不一样，她的行动对自己的国家而言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贡献。或许那些怀疑她工作的人才是对的，她理应因为做过的所有事情被责备。
这是一种对她而言比在拘留期间更为可怕的近瘫痪状态，她现在希望自己根本没从看守所回来。“在里面，什么事都是黑白分明，”她说，“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做错，只需要挨过那些经历，活着出来。”现在，在外面的世界，她却得经受失去了往日如此倚赖的好友的支持，而必须面对的失望与心碎。
王曼渐渐地慢性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常让她无法起床。她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后者却让她“检查一下自己”、对那些把自己弄进看守所的事情“负责”。这些经历让医学背景的她更为怀疑自己。但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的女权姐妹们陪着她挺了过去。她们为她带来了道义上的抚慰，告诉她她没做错什么，重申她的工作的重要价值，还为她联系到了一位很好的心理咨询师。其中的一位专程飞到天津，告诉王曼的母亲，你的女儿不是一个刑事犯，她的举动为中国的女权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姐妹情谊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区域，让我能平复起来，感到安全，”她说，“是女权主义者间的团结救了我。”2016年，王曼开始在香港大学就读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对于中国女权主义的变革性力量，她的信念不减反增。
“许多年轻女性都被告知，女权主义是让人倒胃口、丑陋的东西，她们不想被和这个标签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女权主义是危急状况下真正的救生索、生命线。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就要窒息了，这条绳索能把她拉起来，救下她。”王曼说，“这就是我对女权主义者团结的理解，她真的能救我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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