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理达Betraying Big Brother翻译Chap.4你的身体就是战场
原文来自「豆瓣」该书条目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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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你的身体就是战场
在被释放的当晚，李麦子坚持带上了尽可能多的拘留生活日用品：拘留所发的毛毯和餐具等等。检查她随身物品的狱警搞不懂为什么她会想留着这些倒霉的监禁纪念品：“小姑娘，你可真古怪。”
但麦子希望能用这些东西办一场展，复原她在拘留所的生活。“勺子都放这里，碗在这儿，还有毯子。”她比划着这些道具未来会出现在的位置。“这算是一种行为艺术吧，进了房间的观众，我都会告诉他们吃饭是什么样的，睡觉是怎么样的，还有审讯。”
对麦子随身物品的搜查从释放当晚的七八点开始，一直到凌晨还没结束。她试图把记录着所有审讯时间的一张小纸条藏在内衣的松紧带槽里，结果还是被狱警发现了。搜查结束之后，麦子终于提着两大包行李离开了。左手拎着拘留所发的洗漱用品：一口锅，一只碗和勺子，还有脸盆和饭盒；右手是毛毯和床垫。
2015年我跟麦子初次见面的时候，她花了很多时间记录下了监禁生活的细节并把拘留所的地图画了出来。首先是女权运动人士在3月6日被拘禁一晚的警察局，麦子标出了六间审讯室，以及审讯室里内部各种设施的位置：双面镜，桌子和椅子等等；接着是海淀区拘留所二楼，她还记得每个隔间的号码。她当时被关在1105号，隔壁1106号里没有她认识的人，郑楚然在1107，韦婷婷在1103，王曼在1101—为了避免她们互相沟通，拘留所特意把她们关在隔号的房间。可能是考虑到武嵘嵘作为女权活动组织者的资历，她被单独关在拘留所另一端的1203。只有在其中一人被提审的时候，她们才能短暂的见上一面。
2015年12月，五姐妹中的其他几人都在接受创伤后遗症心理治疗，麦子对此却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她对复原拘留所细节的专注似乎让她获得了对痛苦回忆的掌控。在长逾一月的监禁中，中国政府不仅压制了异见者的呼声，更是强行控制了女性的身体。
拘留所糟糕的伙食和审讯的精神压力让本来就瘦弱的麦子瘦了九斤。获释之后她才得知，在她监禁期间，有关部门把她父母从家里赶了出去，送到她一个住在远离北京的郊区的婶婶家里软禁。他们被禁止外出，购买日用品，乃至给自己做饭。所有的伙食只有他们的软禁看守递送的盒饭，只为逼迫他们劝说自己的女儿放弃女权活动。
离开拘留所之后，麦子也被迫入住了她婶婶家。虽然名义上已经获释，她仍然处于实质上的软禁之中。麦子的女朋友Teresa急切的想跟麦子见面，然而有关部门的频繁巡查切断了住所与外界的一切联系。Teresa与麦子唯一的沟通渠道便只剩下麦子父亲的手机。
而他父亲唯一能说的则是：“你不知道我们一直在被监控么？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两天之后，Teresa被批准上门探访。她知道麦子在拘留所受到的创伤，也不想提起这些痛苦的回忆让麦子难受，所以她更没提起一件会让麦子更痛苦的事情。
五姐妹被拘捕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媒体关注，一些五姐妹的律师也因而经常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他是所有律师中最支持我们也是最可靠的，无论我想说什么，他都会在一旁倾听。”Teresa完全信任这个看似善解人意的律师，因此也接受了离开北京去哈尔滨暂住以保人身安全的建议。
独身一人住在寒冷又无亲无故的哈尔滨，Teresa感到害怕。忌惮于有关部门的监控，Teresa不敢和她的女权运动人士朋友们联系，于是她越来越依赖于这个律师：每天早上一睁眼她都会查看有没有来自这个律师的，关于她女朋友和其他被拘捕女权运动人士的信息。
但久而久之，这个律师开始给她发送露骨的性骚扰短信，对Teresa和麦子的性幻想等等。当Teresa索求五姐妹的消息时，律师甚至坚持要她先发自己的裸照。Teresa感到受到了侵犯，但她孤身一人，又绝望于伴侣的处境，便决定先忍受这些骚扰。她不敢与这个律师产生冲突，毕竟他是让五姐妹获释的唯一希望。后来，她时常做噩梦。噩梦里，是审讯员和那个律师对她无尽的审讯和羞辱。
最后她终于意识到这个律师的行为完全是滥权，于是她把这个律师的骚扰短信截图发给了一个亲近的朋友。“这些信息让我感到恶心，但我现在实在是无能为力，请帮我存下这些证据。”
这些截图不巧却被另一个被同一人骚扰过的女权运动人士看见了，经过一番取证，这位运动人士发现五姐妹的律师居然是一个惯犯，专挑二十出头的女权运动人士下手：只因为她们最不愿曝光自己“作为女权运动人士却被律师侵犯”，在大众看来有些许讽刺的事情。于是部分受害者建了一个群，一起商量对付这个律师的对策，最终一起起草了一条关于律师性骚扰行为的信息发给了他。律师回以一条抱歉短信，表示无意想伤害她们任何人。Teresa当时觉得他的道歉很诚恳，也因此没再追究这件事。
然而五姐妹释放后没多久，Teresa从一位之前的性骚扰受害者得知这个律师在道歉之后仍然没有停止对她的骚扰。Teresa要求与这个律师当面对峙，却被律师回绝了。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简单的公开道歉，之后又删除了它，并拒绝承认自己做过任何错事，还对女权运动人士倒打一耙，说她们开不起玩笑。
愤怒的Teresa只得找上门去，把律师的性骚扰证据展示给他所在NGO的理事看，理事表示同情。受到这位理事态度的鼓励，Teresa进而表示那个律师应该被严惩，并希望这家NGO会加强对员工在反性骚扰方面的培训。“等我们以后做反性骚扰的活动时，希望你们的NGO可以起到领头作用。”
然而厌女症没有国界。甚至在男性人权运动人士的言行举止中，也可以发现根植于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偏见：他们习惯性的忽视，蔑视女性运动人士的发声，甚至于侵犯与他们身处同一社运阵营的女性。所以接下来我要描述的情景，完全可能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包括美国。当Teresa跟NGO理事交涉过后，理事表示他需要开会征求管理层关于进一步处理此事的意见，然而会后Teresa却得到坏消息：“其他所有人都不认为你受到了性骚扰，只有你自己这么觉得。我们没有权力独断生死，他需要第二次机会。你应该耐心一点，给他一点时间做出改变。”那个律师最后受到了批评，却没有被停职。
Teresa对这样的决策感到痛苦，和对不公正的愤怒。“他需要更多时间？那我怎么办？”事态发展至此，她已经无法独自承受这件事带来的精神压力，只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麦子。得知本应用法律武器帮助自己反抗压迫的律师居然性骚扰了自己的女友，与此同时不但全程向自己隐瞒了此事，更是仍然在媒体面前代表五姐妹声援她们的反性骚扰运动，麦子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这件事真的让我看到人可以具备多可怕的欺骗性。”麦子说，这个律师肯定想得到只要自己一获释便会知道对Teresa的性骚扰，那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能解释律师的行径。要么他蠢到完全不理解性骚扰是什么，然而他又在媒体面前大谈女性权益性别平等云云；要么他根本没考虑过我能被从拘留所放出来。“他的行径真的恶心到无以言表。”
不久之后，Teresa决定把律师的行径公之于众，便同意让自己的女权运动人士姐妹在微博上发了一些隐去个人隐私的聊天截图。然而很多人（主要是男性）认为，不应该因为一点小事而耽误了“更重要的目的”，即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他们因此主张，对律师性骚扰行为的声讨是不公正的。Teresa十分厌恶让陌生人代替自己做“是否构成性骚扰”的裁判，幸而她还有女性运动人士姐妹的支持，让她最终克服了无端的羞耻感。
在人权和LGBTQ权益运动人士社区中，男性参与者经常显示出他们对女性权益的漠视，好像女性权益不属于真正的人权。好几位我采访过的女性女权运动人士都跟我抱怨过来自男性同僚的性别歧视：在男性主导的活动群体里，他们经常打着内部团结的名义对女性参与者进行性骚扰。而此类严女症行为也被包括肖美丽，朱西西和赵思乐等很多女权运动人士公开谴责过。
获释几个月后，郑楚然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封激愤的公开信谴责律师的性骚扰行为：“他满口公正平等，自己却性骚扰了我的姐妹。我就是因为反对性骚扰进了拘留所，更不能让他做完坏事还全身而退。”然而正如拘留所那个狱警，很多男性人权律师从来没把李麦子，Teresa等“小姑娘”看作正儿八经的运动人士同僚。有些毫无性别意识的人甚至常拿李麦子和Teresa的关系开玩笑，根本不相信这两人的伴侣关系，只是觉得她们“还没碰见合适的男人”。
“多数中国男性对性骚扰都缺乏哪怕最基本的了解，所以我们更应该面向公众，把这个律师的行为曝光。否则他以后可能会变本加厉。”Teresa说到。
郑楚然也表示赞同：“有太多（男性人权运动人士）一边想象着自己扛着人权大旗的光辉形象，一边身体力行着性骚扰，给女性带来痛苦的经历，还能毫发无伤的接着从事人权律师的工作。”
虽然没有关于中国性骚扰案例数量的精确统计，从以下调查里，中国性别平权状况也可见一斑。据有政府背景的第六声（澎湃新闻国际版）引用CFPA在2016年对180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高校学生经历过性暴力或性骚扰，其中最常见的则是“语言性骚扰”，“强行接吻或触摸隐私部位”，以及“被迫暴露隐私部位”；另一份由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由韦婷婷组织成立）和中国女性影展于2018年3月对超过四百名女性新闻从业者在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受访人曾受到过来自管理人员或同事的“非自愿的性行为/要求，语言/非语言及物理接触”；与之对应的是，一份2013年刊于中国劳工通讯的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七十的广州工厂受访女工曾遭性骚扰（而组织该调查的机构，向阳花女工中心，也在五姐妹被监禁之后被关停）。
女权学者冯媛几十年来都致力于消除中国的家庭暴力与性别歧视，根据她的估计，99%的中国女性都曾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可惜的是，中国的现行法律缺乏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对类似行为的起诉因此难以成立。更有甚者，根据MeToo运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遭受的严格审查（以及五姐妹被捕），性骚扰这样的议题在中国显然也仍然被视为政治敏感话题。
中国政府估计大约四分之一的结婚女性曾被自己的丈夫打过，而女权运动人士得出的比例则高得多。2015年12月，中国通过了第一部反家暴法，并于2016年正式实行。但该法的执行效力却令人堪忧，根据冯媛成立的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一份为期两年的调查，根据家暴法对施暴者的限制令极难获得批准，而全国大多数家庭暴力庇护所则完全空置。除此之外，现行家暴法也完全未涉及性暴力，因而对婚内强奸没有管制效力。考虑到这样严重的女性权益保护缺位，大多数女权运动人士因为受到性骚扰/侵害或家庭暴力而投身社运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和很多其他中国儿童一样，李麦子的家庭有着很长的家暴历史。在三岁之前，麦子都住在延庆区的山里。她的祖母很喜欢她，连下地务农都要背着心爱的孙女。而麦子的祖父晚上回家便会打自己的妻子，有时候也顺带上自己的孩子，也就是麦子的父亲和叔叔——他们从此把家庭暴力当成了常态，麦子的父亲也经常殴打妻子。
三岁那年，麦子的父母带着她搬去了靠北京更近的一个村庄。在七岁时，因为户口还在老家，她又被送回山区上小学，跟叔叔住在一起。不幸的是，麦子的叔叔非常暴力，经常打她，却又从来不打自己比麦子小四岁的女儿。有一次他甚至烧掉了麦子的作业本用来暖炕。
“我是因为不服从我叔叔的命令才被他打，他总让我替他做些家庭琐事，但我为什么要替他工作？”麦子后来把叔叔的事告诉了自己父母，结果他们却觉得没什么，也根本没去干涉。麦子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又没有朋友，孤独异常，延庆的学校又穷的只雇得起一个老师教六个年级。
后来麦子的父母终于在顺义区买了一套房子，麦子也在四年级的时候搬去和父母同住，但她的不幸却并没有就此终结。尽管年纪还小，麦子已经隐约知道自己相比男孩更喜欢女孩，别的孩子更因此取笑欺负她。她的父亲对此建议到：“有人打你，你就得还手”。
有一天麦子正在田里挖花生，一个经常欺负她的同村男孩终于把麦子逼急了，麦子一拳打在他脸上，把他打的鼻子都出血了。“他全家都在一边看着我们，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当时太生气了。”男孩的哥哥看到弟弟被打，也冲上来打麦子，于是麦子的爸爸把他也打了一顿。“这些全都发生在公共场合下，大家都在看。我也说不清是不是该为男孩的哥哥感到抱歉，但我当时觉得很高兴，好像爸爸替我报了仇”。从那之后，麦子遇到有人欺负她时都会反击，哪怕对方是身高体壮的男性。“没人能帮你的时候，你更不能当一个胆小鬼，永远不能委曲求全。”
麦子的父亲在那时已经开始对妻子和女儿施暴，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而且非常强壮，但当时的麦子已经不怕他了。在初中时的某一天，麦子在她喜欢的一个女生家里呆了太久，当她骑上车往家里赶时，已经几乎到了晚饭时间。她非常紧张——如果她错过了饭点父亲会十分生气。就这样，一刻钟时间她几乎赶了25公里，但到了家门口之后，迎接她的却是父亲的咆哮。她握紧了拳头，紧盯着父亲的眼睛。然后父亲一脚把她从饭厅踢到了隔壁房间。“我当时哭了，但是还是没有屈服”麦子说道。
另一次冲突发生在她上高中的时候，那年她十七岁。她跟父亲在吃晚饭时吵了起来，她气的离开了饭桌跑进了自己房间。“你这狗娘养的！”父亲一刻不停的咒骂她，她也骂了回去，却没想到父亲冲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闯进了自己的卧室，高举的菜刀正对着她的头。麦子的母亲和祖父一人一边企图拉住比他们高出一截的麦子父亲，“快走啊！快！”麦子母亲几乎在乞求麦子。
麦子却完全没感觉到恐惧，只是被父亲的行为惊呆了。“砍吧，你砍死我吧！”她回应道。却看到母亲痛苦万状的表情，她从没见到母亲如此害怕，于是她从家里逃走了。
她骑车去了她喜欢的女生家，坐在门口的夜幕里，又不好意思去敲门。那女生的父亲最终发现了门口的陌生人，出来看了一眼，却没认出麦子，便又关上了门。
没人能帮我了，麦子这样想着，骑着车去了一所小学，打算在草坪上过夜。但晚秋的夜寒冷异常，没多久她就冻的受不了，只得去婶婶家过夜。
第二天一早麦子便在学校门口碰到了正在找自己的母亲，“我看到她那个焦虑的样子就觉得，很愧疚，让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我爸就算死了我也不在乎，但我实在不能让我妈再受苦了。”麦子最后还是回了家，父亲也从此再没打过她。“他大概是担心他如果这么下去我哪天真的离家出走不回来了，毕竟我还是家里的独女。那应该也是他头一次觉得情况快要失控了，就不敢再继续从前的行为了。”尽管生气时仍然会对妻子百般刁难，比如锁上门不让她进来，麦子的父亲从那时起也没再打过自己的妻子。
也就是那时候，麦子考上了位于西安的长安大学，离开了她已经习以为常的恶劣家庭环境。在大学里，她结识了其他酷儿同学，出了柜，还参与了LGBTQ权益学生组织。自然而然的，她也开始接触女权主义，没多久便开始在LGBTQ群体中宣传普及女权主义。大四那年（2012年），她参与了很多被她和同僚称为“抗议”的女权主义活动。因为其中一次占领北京公共男浴室的活动，警察拘捕了麦子，并向长安大学通报了她的“不端行为”。副校长于是把麦子叫到办公室，给她发了一道正式警告，并提供了一份每个月120元工资的工读工作，想让她放弃参与女权活动，但麦子拒绝了。“不如这样，我一个月给你发250块，你以后别管我了。”到麦子2012年底毕业时，她已经知道，为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而奋斗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麦子是在2013年，她当时刚刚开始在位于北京的益仁平做全职。那天我们在她狭窄的办公室楼下的一家胡同饺子馆吃饭，她跟我说起中国女权运动参与者中性少数女性的数量之庞大，“进来还是直的，出去就弯了”。她边笑边解释道，女权运动让中国女性看到了不同的性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接着她又抱怨起跟直男沟通有多累，“中国直男癌太普遍了”，她笑着说。
尽管如此，在麦子2015年被拘捕时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开始原谅父亲。当她的律师跟她父亲见面并告知他麦子被拘捕后并被连夜审讯时，她父亲气地说要去找把枪为女儿报仇。“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他就是这么个暴脾气的人。”
作为一名反父权传统的标志人士，麦子对自己的父亲分外宽容。在她出没于公共场合向家庭暴力和性骚扰宣战的背后，她也相信自己的父亲是真的爱自己的。她把父亲的家庭暴力归因于他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沙文主义环境，有时候她甚至也觉得父亲的暴力甚至让她学会了对抗被审讯时遭受的种种压迫。
除此之外，麦子也意识到比父亲更大的威胁的存在——来自父权又威权的政府的政治压迫。考虑到麦子生活中处处受到的不公对待，我可以理解她对曾经几乎杀掉她的人的复杂情绪。“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女权运动人士，但于我而言，我一直都在抵抗。抵抗本身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如果我停止抵抗，我还能是谁呢？”麦子这样说道。
和麦子一样，很多女权运动人士都在她们的采访中回忆起充斥着家庭暴力的成长环境。而类似的经历也让她们更加愿意投身于女权主义运动，白菲便是其中之一。当十三四岁的白菲在上海上初中时，她的女同学已经开始讨论班上的男生，但白菲却只对女生感兴趣。因为不敢让同学知道自己的性取向，白菲只能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对女班长的爱慕。不巧的是，白菲的日记本某天被同学发现了，同班同学从此开始对她施加各种恶劣的欺辱。“所有你能想到的，他们都对我做得出来——拿尖锐的东西往我身上戳，对着我的脸吐口水，把我的头按进厕所里喝尿。”而身材瘦小的白菲只有一米五出头，面对众人的欺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第一次被同学欺凌的满脸血痕的白菲回到家后，面对母亲的质问，也只敢含糊其辞的说被同学欺负了。而父亲更是鄙夷的对她说：“只有懦夫才会被人欺负，这是你自己的错，别往别人头上推。”
父母的反应让白菲很受伤，白菲是家中的独女，在学校也没有朋友。从那开始直到很多年后，白菲再也没向别人提起过自己在学校受到的欺辱。尽管身上经常带着明显的伤痕，学校里的老师连问也懒得问她是怎么受的伤，更不用说介入阻止此事。整个初高中期间白菲都不得不承受着同学的恶劣欺辱，用她自己的话说，“整年整年都活在恐惧中，连照镜子都感到害怕。”
就在白菲告知父母自己在学校的经历不久之后，父亲搬去和自己的情人住，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而白菲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凭，在一家小区当清洁工，更因为丈夫对自己的背叛而伤心的难以顾及女儿。无处诉苦的白菲日渐消沉，连平日画画也变得色调灰暗，最终她开始考虑起自杀，甚至有一次割腕未遂。
终于熬过了高中的痛苦生活，白菲考上了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就读于社会学专业。在大学生涯中，她从一位心理学家那里得知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疾病，于是她以女同的身份出了柜，还加入了爱知行研究所（由万延海创立的网上艾滋病权益运动组织，2010年万延海受中国政府逼迫离境前往美国）。随着白菲在艾滋病权益运动中越发活跃，她认识了同样在爱知行工作过的武嵘嵘。
2011年武嵘嵘怀孕时，白菲让她搬来与自己同住。经过当晚的聊天，白菲被武嵘嵘的坦诚打动，便说出了自己中学时因为性取向而遭受的校园欺凌。认真的听完了白菲的叙述之后，武嵘嵘对白菲非常同情，便邀请白菲一同参与女权运动。当时的白菲还不明白女权是什么，武嵘嵘却说：“来了你就知道了”。就这样，白菲不明就里的加入了这个日后会赋予自己巨大能量的运动群体。在杭州参加女权培训班时，白菲还结识了吕频和李麦子等知名女权运动人士。在培训班里，参与者经常会向同班同学讲述自己遭受性别差异对待的经历，并以此提高参与者对性别歧视的识别意识。
受到女权姐妹们的鼓励，白菲开始积极投身于反性骚扰和反家庭暴力运动。影响最大的一例便是反对李彦案判决。生长于四川农村的李彦在2010年因为无法忍受丈夫长期的家暴和相关执法机构的不作为，在一次争吵后杀死了丈夫并分尸，法院对李彦判处了死刑。李彦的丈夫有极强的暴力倾向，经常拉扯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用烟头烫她的脸和腿，强暴她，甚至砍掉了她的手指头。在事发当天晚上，李彦的丈夫用一把气枪的枪托打了李彦，并且威胁要杀死她。忍无可忍的李彦抢过了丈夫手中的枪，用枪托击打丈夫至死，之后将其分尸。李彦的律师认为她已经用尽了一切非暴力手段，包括向当地警方和妇联求助，但对方的回复都只是让她回去好好过日子，“忍一忍”。
白菲因此加入了对法院（对李彦案）不公正判决和家暴保护制度缺失的抗议活动。位于好几个不同城市的参与者用白色的绷带将自己裹起，躺在地方法院门口，旁边的抗议标语上写着“我不想成为下一个李彦。”在那次联名抗议活动中，白菲一共征集到数百个签名，最后的请愿书被递交至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长期的抗争，四川的地方法院于2015年4月终于承认了李彦作为家暴受害者的事实，并据此撤回了死刑判决。对于包括白菲之内的很多女权运动人士，这次相对成功的上诉也成为了治愈她们伤痛记忆的一次重要事件。
“通过女权主义社群，我逐渐了解到我生命中遭受到的（因为性别而引起的）不公正对待并不是我的错，我终于意识到我的个体价值，也因而可以骄傲的做我自己。”白菲回忆道。
当我在女权五姐妹被捕六个月后在上海见到白菲时，她刚刚结束为财新杂志梁莹菲的反同性恋歧视照片集“Painful Words”的人体模特工作。黑白影像中的白菲，抱着自己蜷着的腿坐在椅子上，身体上下写满了父亲和同学曾经对她的侮辱性称呼——变态，不正常，“这是你自己的错”。
五姐妹被捕后没几天，警察一通电话打到了白菲上班的公司，而她的老板就站在她身边听着警察的盘问。
“你最近是不是准备参加什么活动？”
“什么活动？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久之前，白菲刚刚在微信里跟女权运动同僚说了几句关于参加杭州国际妇女节活动的事情。但她否认了任何参与企图，警察也没再多问——也不需要多问，白菲的老板已经知道了她可能会惹麻烦。挂了电话之后，老板立即询问了她参与女权运动的事情，然后立马解雇了她。
“我老板觉得女权运动太危险，所以我作为参与者也很危险。”白菲这样解释。
这不是白菲第一次被警察找上门。2014年9月，她曾经发微博声援雨伞运动。上海的警方没多久就闯进她家，删除了电脑和手机上的所有资料，并警告她不要支持香港的抗议者，还让她签署了一份要求忠诚爱国的保证书。
2015年11月我再次见到白菲的时候，她仍然在找秘书或者行政助理一类的工作。但她的中性化外表——短发，不化妆，背心加牛仔裤——让一般的招聘者都对她敬而远之。“大多数这类工作的招牌者都想找一个女性化的角色，要会化妆，留长发，穿裙子等等。性别歧视在中国太普遍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
幸运的是，白菲的母亲在女儿出柜七年之后终于接受了女儿的性取向，她甚至还邀请了白菲的女友去上海同住。白菲母亲住主卧，白菲和女友住次卧。
“我女朋友不上班的时候，我们三个会坐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的。我女朋友也很会说话，我妈听了都挺高兴的。”
尽管遭受了长达数年的校园欺凌，白菲还是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校园欺凌在中国太普遍了，我只是很多人中的一个。别的人受完那么多苦可能就根本走不出阴影了，而我还有武嵘嵘还有其他女权姐妹，多亏她们我才能坚持到今天。”
我对白菲历经欺辱却还能如此乐观的能力感到惊讶。当我整理她们的采访笔记，听着她们的采访录音时，我不能不想起我十五岁时遭受到的残暴的性侵犯。我之前大多数关于中国城市女性的研究都试图说明“个体的的也是政治的”——尤其当个体的选择涉及婚姻。然而讽刺的是，我甚至无法看到童年创伤给我自己留下的深刻影响。尽管我没忘记事实，我早已把痛苦的回忆锁起来，羞于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即便是我丈夫，我也在事发后很多年才告诉他。然而随着我越来越深入的接触中国女权运动，尘封已久的回忆也慢慢浮现。一位心理治疗师最终让我看清，我十几岁时的经历如何摧毁了我的自我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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